目录

序言：... 3

第一章：桑林之野合之乐——原民时代的性文化... 5

女娲与伏羲... 5

但知其母，不知其父。... 6

乘马、班如，匪寇、婚媾... 7

且且且——阳具崇拜... 8

也也也——女阴崇拜... 9

圣人孔子是野种... 10

天人合一——性交有理... 12

最古老的黄色歌曲... 13

乱伦是很不好的事情... 14

嫂子的手摸得摸不得... 15

男女授受不亲... 16

人尽可夫的夏姬... 18

巫山云雨原是梦... 20

按月通经陈妈妈... 23

结婚了结婚了... 25

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 26

螽斯之歌... 28

媵——挥泪大甩卖的陪嫁... 30

妾——一夫一妻制的补充... 32

吃使者豆腐的秦宣太后... 34

孟子的好色论... 36

序言：

我的老家是和台湾隔海相望的一个小岛，叫做东山岛，自从台海演习以来，声誉鹊起。我便是在这个地方出生成长，小岛很小，小到只有一百多平方公里。

小时候，和同学去郊游，在海边看到一个巨大的石头，像极了女性的阴部，阴核、阴毛、阴唇、阴道等部位无不写实，老人们说解放之前，这里可是香火茂盛，乡人对这石女阴的供奉敬拜无日无之，当然了，来的多是已婚的妇女，根据当地的传统民俗，来人要将石头投入阴道的穴内，口中默默念诵祈愿，则来年必得贵子。

这样的生殖崇拜不惟在神州大地所在多有，便是世界各国，遗风滥觞，至于今日，更是数不胜数。

事实上，自有人类以来，性给人带来的快乐，已经成为一种文化，不仅仅把他当成是一种生殖手段。生殖的重要性不需要去论证，因为没有生殖，人类的一切文化就无法生根繁衍，但是如果生殖仅仅是一种义务的话，估计也没有人会去上心。

人类之所以不同于动物，是在于对自己感知的自信，林奈在《自然系统》中就把人归阶为灵长目。在性快乐的追逐上体现的更是尤其明显，并让这种追逐凝聚成性文化。从母系社会到父系社会，从群婚到单婚，从性开放到性保守、性封闭，性的每一步变化几乎渗透到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性的快乐，可谓是造物主对人的伟大恩赐。

不过本书的主题讨论的是中国古代的房中术，讨论这个话题，不可能不旁及中国人的性观念。从本书我们可以看到，性文化和性科学是如何结合起来了，虽然这样的结合，是建立在一种阴阳天道观想像的基础上，我们先人的聪明有时候令我们这些后人叹为观止——居然会锻造出这样一套既能延年益寿又不耽误追逐欢乐的房中理论——夫妇之道乃是天地阴阳之道的精巧复制。

从《洞玄子》、《房内记》、《素女经》、《玉房秘诀》到《大乐赋》，这些房中经典振振有词的告诉读者们：男女交合会损耗生命力，阴阳不交又会导致疾病，因此，只有一个选择——就是学习既让人不断地享受房事的性乐，又不损耗人的生命力的房中术。

无论现代社会发展如何迅速，变化如何剧烈，我们终究无法割断历史。表层的东西变得再快，深层的东西仍可能依旧。  整个社会如何看待性，都会都房中术造成影响，在礼教的束缚持续加重时期，特别是宋明理学兴起之后。中国人对性的态度完全成了伪君子式的，房中术自然也被排斥为邪术。当然，房中术在长期流传的过程中，逐渐被有些人加以篡改，变成施行淫滥的手段也是一部分的原因。

而在今天，随着个人隐私权日益受到尊重，人们普遍放弃了禁欲主义流行时代那种自觉充任“道德警察”、“道德法官’的做法．特别是进入改革开放的80年代之后，中国人对待性的态度已经开始自然起来。我们可以看到甚至出现了性学的专门杂志、广播电台上的性话题栏目、良莠不齐的性学图书。特别是互联网上在涉及性问题变得异常的活跃，这些都反应了现代社会对性问题所持的宽容态度，这也是本书之所以得以顺利出版的原因。

是为序。

圣人孔子是野种

    在新疆呼图壁的大型壁画我们可以看到，图画中位于上边的大人们阳具勃起，正在做性交动作，而下方有两排欢跃的小人，这既是对性交的褒扬，也是对生育的礼赞。学者闻一多说：“在原始人类的观念里，婚姻是人生第一大事，而传种是婚姻的唯一目的。”“结子的欲望在原始女性是强烈得非常，强烈到恐怕不是我们能想像的程度。”“个人的存在是为他的种族存在而存在的“

古人把性交譬为“云雨”，这是因为他们把女子的肚腹看成是土壤，把男人的精子看成是种子，如果没有云和雨，自然也就没有收获。同时，秋天是收获的季节，自然就成了分娩的最佳时机。分娩最好在野外进行，因为这样可以收纳天地之气，使得分娩顺利，同时，分娩又有利于使土地肥沃，得到丰收。

原民在由渔猎阶段过渡到农耕阶段，越来越认识到土地的重要性，因此将男性生殖器与土地联系在一起，所以将男根的象征物称为“田祖”、“田主”。这种关系扩大为天和地、阴和阳，要交合才好，才是事物的生机。因此原民又创造了姜螈这位大地女神的形象，她生育的儿子也以谷物“稷”命名，后来推土而成的“社”演化土地神，大地所生的“稷”演化为谷神，“社”和“稷”。联在一起称作“社稷”。

春秋时侯，郑国久旱不雨，国君向自己的大臣子产询问，子产回答说这是因为全国旷男怨女太多了，阴阳不调，所以风雨不顺。于是国君就采取了一些措施，谐调婚嫁，男欢女悦，于是天降甘霖，旱象解除了。这一理论建立的基础是“君人者不当使男女有过时而无匹偶也”，如果怨女旷夫很多，人间性关系不顺，那么自然界也会出乱子，古代的臣下以此谏君者甚多。

天和地、阴和阳，男和女要交合才好，才是事物的生机。这便是所谓的“天人合一“的观念。

桑木，又叫扶桑木，本意是传说中的太阳树，远古时期每个文明都有太阳神崇拜，桑树的意义如此重大，自然要将其栽种于神圣的祭坛——“社”的周围，桑林则成了“社林”和“社木”

原民们认为野合——野外性交，可得天地之气而有益健康，同时有利于谷物生长。因此经常在桑社里组织自由性交，在这个场合中，男女放怀无忌，无分老幼，纵情交合。慢慢的就形成上自天子，下自庶民都认可的集体活动。据《礼记·月令》载，凡到仲春之月，候神鸟都飞来了，天子一定要亲自率领后妃嫔娥，抬着猪牛羊等上等供品，祭祀太阳神。还要将象征男女性交的弓箭供奉给高媒神。《国语·鲁语》中曾记有鲁庄公如齐观社的故事。所谓观社，其实就是去观看女人的裸体舞。

有桑社就有桑林之舞，在这种舞蹈仪式中，男女双方都可以放肆的挑逗对方，求得对方的回应，相近于桑林之舞的还有万舞，这是为了纪念女娲这个媒神而设立的“祀高”典礼中一个活动，春秋时楚文王死后，他的弟子元想追求寡嫂，就用跳“万舞”来挑逗她，可见“万舞”中性内容、性刺激是相当强烈的。因此闻一多就说：“是祀高祺用万舞，其舞富于诱惑性，则高祺之祀，颇涉邪淫，亦可想见矣。”
    一心治水的三过家门而不入大禹都在这种地方停下脚步，《楚辞·天问》中说：  “焉得彼涂山女，而通之于台桑?”这是说他走到涂山的时候，看见漂亮涂山姑娘，正巧刚好是桑社狂欢节时期，两人便有了热烈的欢合。

     孔子的父亲叔梁纥在他快60岁的时候也去赶桑社，在尼山之上，与姓颜的女子一见倾心，一宿风流之后，便怀上孔子。野种可谓是骂人最狠毒的话，不过估计现代人没有几个知道他们推崇的万世师表的大圣人居然尽是一个野种。当然，对此，头巾气十足的文人倒有一番说法——如果不是野合而得天地之气，很难生大圣大贤。

     倒，我倒，晕倒。彻底晕倒。

嫂子的手摸得摸不得

后世的儒家头巾气特别重，动不动就要逼寡妇上吊，让淫妇浸猪笼，不过他们信奉的大老师孟子其实开通的很，讨论起性问题来，足可以上今天“午夜不设防”的电台节目当主持人。

 有一次有人问孟子，舜违背自己父亲的意愿，迎娶帝尧的两个女儿蛾皇和女英，这是典型的“不告而娶”，比“不告而取”的小偷还可恨，怎么配当大圣人，怎么居然是大圣人。

孟子当场给了那个家伙一个爆栗，“为无后也”。然后说了一大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话，唬的对方连自己问什么都忘记了。

其实舜不娶蛾皇和女英，找别的姑娘成亲，孩子照样会有的，孟子答非所问，完全是诡辩。而且公然宣称，“告则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伦也；如告，则废人之大伦。”什么是男女居室，就是做爱，就是sex，照孟子的意思是，舜是先上车后买票，已经和蛾皇和女英那个那个了，所以要负责任。如果要是告诉父母，父母不同意了，那就更对不起蛾皇和女英，所以就索性不告诉了。

总之，性交比爱情伟大，爱情又比亲情伟大。孟子一向就认为：饮食男女，人之大欲也。所以齐宣王自我忏悔：“寡人有疾，寡人好色”的时候，孟子就一脸不以为然，他告诉宣王，从前连周文王的祖父也好色，也爱他的妃子。《诗经》上说，他清早驰马沿着河的西岸直到岐山之下，同他的妃子美女一起来为建筑宫室而考察地势。可以国王在他的治理下，内无怨女，外无旷夫。这是因为实行王道的结果。

孟子说到这里，一脸正气的说，好色没有什么不好，但是不能只你一人好了，还要全民一起好，大家一起high，人人都有性伴侣，人人都有健康的性生活，王道自然也就实现了。

当时“男女授受不亲”已经蔚为风气，开始走向极端了，《礼记·坊记》就已经载明了相关的戒律：故君子远色，以为民纪。故男女授受不亲。……姑姊妹已嫁而反，男子不与同席而坐。寡妇不夜哭。妇人疾，问之不问其疾，以此坊(防)民， 民犹淫洪而乱于族。

针对于此，有个叫淳于髠的人问孟子：既然是男女授受不亲，那么如果嫂子掉在水里快淹死了，该怎么办？这个可以经典的难题，就像老妈和老婆掉到水里，要先救那一个一样的经典，不是牛人没办法对付，

孟子回答说，如果眼看嫂子要淹死了而不救，这真是豺狼了（连嫂嫂掉在河里时是否应该用手拉她这都有疑问的人就更是豺狼了，当然孟子没有明说，王威替他说了，呵呵）。男女授受不亲，这是“礼”；嫂溺而援之以手，权也。

后来写黄色小说出名了大才子李渔在他《十二楼·合影楼》开篇就接着这个话头写上这么一段——

儒书云“男女授受不亲”，道书云“不见可欲，使心不乱”，这两句话极讲得周密。男子与妇人亲手递一件东西，或是相见一面，她自她，我自我，有何关碍，这等防得森严?要晓得古圣先贤也是有情有欲的人，都曾经历过来，知道一见了面，一沾了：手，就要把无意之事认作有心，不容你自家作主，要颠倒错乱起来。譬如妇人取一件东西递与男子，过手的时节，或高或下，或重或轻，总是出于无意。当不得那接手的人常要画蛇添足，轻的说她故：示温柔，重的说她有心戏谑，高的说她提心在手何异举案齐眉，下的说她借物丢情不啻抛球掷果。想到此处，就不好辜其来意，也要弄些手势答她。焉知那位妇人不肯将错就错?这本风流戏文，就从这件东西上做起了。至于男女相见，那种眉眼招灾、声音起祸的利害，也是如此。所以只是不见不亲的妙。

妙，是在是妙！！高，实在是高啊！！！

男女授受不亲

汉代的刘向写过一本《列女传》里头有个关于阿谷处女小故事。

少女阿谷在河边洗衣服，孔子和他的弟子子贡路过，于是拿出一个杯子出来，让子贡向办法去挑逗那个女子，并且严肃的说：“这是为了考验这个女孩子的品德。”

于是子贡上前去：‘我是从北鄙之地来的人，要往南边的楚国去，却碰上这么个大热天，真是难受，希望向姑娘借点水喝。”少女阿谷道：“这里的溪水东流入海，你想喝就喝，问我做什么？”话虽然这么说，姑娘还是接过子贡的杯子，从溪水中舀了水，然后放在旁边的沙子上。说道：“礼不亲受”

这个故事明显是捏造出来，因为虽然《礼记》有男女授受不亲这一条，不过这只是士大夫人家的礼仪，下层的老百姓大多不理会这一套。“男女授受不亲”在后世的一个可笑产物是所谓“垂帐诊脉”——男医生为女病人诊脉时，医生和病人手掌不可避免要接触，可是忍无可忍还需再忍，避无可避还需再避，为此想出一个办法，让女病人躲在帐中，只伸出一只手让医生把握诊脉。如果病人是贵为皇后妃嫔级别，那医生就更惨了，只能用丝线系在女病人手上，靠丝线传递脉动而诊，至于病能不能治好，显然居于次要的考虑了，疗效只有天知道了。

男女授受不亲自然是基于男女大防的需要，《礼记》的出现将不可能变为可能，把理念完美地付诸实践。

《礼记》在当时想来是一部意淫狂的杰作，上至于国，下及于家，无所不管，和柏拉图的《理想国》同出一辙，特别在《内则》《.曲礼》等篇中，更是对男女大防有许多“建设性”的想法，诸如——

外内不共井,不共湢浴，不通寝席,不通乞假,男女不通衣裳。

男女不杂坐，不同施枷，不同巾栉，不亲授。嫂叔不通向，……外言不入于捆，内言不出于捆。。

男女不同椸枷，不敢悬于夫之楎椸，不敢藏于夫之箧笥。

要是真的实施这种种戒律，不知成何世界。男女之间，视对方如恶魔，如猛兽。就是走在路上，也要相互避开，还谈什么阴阳和合之美。

而在《仪礼》篇中，更是将大男子主义发挥到了极致——

妇人以顺从为务，贞慤为首，故事夫有五：

　　一是平日纚笄而相，则有君臣之严；

　　二是沃盥馈食，则有父子之敬；

　　三是报反而行，则有兄弟之道；

　　四是规过成德，则有朋友之义；

　　五是惟寝席之交，而后有夫妇之情。

最后更演进为三从“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再加上《周礼》四德  “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合称三从四德。

可悲的是，意淫竟然在在宋明儒学大师的手上变成现实，大放光彩，把妇女禁锢的透不过气来。直到晚清，西风日渐，中国的学者有了新的参照系，放怀思考天理人欲这些老问题，在刘鹗的《老残游记》，有一回“一客吟诗负手面壁，三人品茗促膝谈心”中，刘鹗便借美貌才女之口，在雪夜之中与一位叫申子平的学子侃侃而谈，一扫礼教千年之阴霾。

子平闻了，连连赞叹说：今日幸见姑娘，如对明师。但是宋儒错会圣人意旨的地方也是有的，然其发明正教的功德，亦不可及。即如“理”、“欲”二字，“主敬”、“存诚”等字。虽皆是古圣之言，一经宋儒提出，后世实受惠不少——人心由此而正，风俗由此而醇。

　　那女子嫣然一笑，秋波流媚，向子平睇了一眼。子平觉得翠眉含娇，丹唇启秀，又似有一 阵幽香，沁入肌骨，不禁神魂飘荡。那女子伸出一只白如玉、软如绵的手来，隔着炕桌子，握着子平的手。握住了之后说道：请问先生：这个时候，比你少年在书房 里，贵业师握住你手“扑作教刑”的时候何如?子平默无以对。

　　女子又道：凭良心说，你此刻爱我的心，比爱贵业师何如?圣人说的“所谓诚其意者，毋 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孔子说“好德如好色”；孟子说“食色性也”；子夏说“贤贤易色”；这好色乃人之本性。宋儒要说好德不好色，非自欺而何?自 欺欺人，不诚极矣，他偏要说“存诚”，岂不可恨?圣人言情言礼，不言理欲。删《诗》以《关雎》为首，试问“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求之不得”，至于“辗 转反侧”，难道可以说这是天理，不是人欲吗?举此可见圣人决不欺人处。……若宋儒之种种欺人，口难罄述。然宋儒固多不是，然尚有是处；若今之学宋儒者，直 乡愿而已，孔孟所深恶而痛绝者也!

人尽可夫的夏姬

春秋时期，女子没有私名（到汉代才有私名，如班昭、蔡琰等）。所以女子的称谓，或以字配姓，如伯姬、仲子、孟姜、季嬴之类；或以姓系夫氏，如卫孔姬、晋赵姬之类；不一而足。

夏姬本是郑穆公之女，这位颠倒众生的人间尤物，在她的一生中，三代王后（先后与陈灵公等三位国君有不正当关系），先后七次下嫁，故为“七为夫人”；九个男人死于她的床裙下，又称“九为寡妇”。

她还未出嫁就和亲生哥哥子蛮私通。父母因她艳名四播，，迫不得已，赶紧把她远嫁到陈国，成了夏御叔的妻子，夏姬的名字也就由此而来。子蛮在痛失妹妹之后，于两年之外英年早逝。

夏御叔是陈定公的孙子，他的父亲公子少西字子夏，所以他就以“夏”为姓，官拜司马（相当于国防部长）。这也是夏姬名字的由来。

夏姬九月便生下儿子夏征舒，旁人难免窃窃私议。十几年后，夏御叔逝世，她在夫家的封地株林守寡。

陈国的国王陈灵公，还有朝中的两位大臣公孙宁和仪行父都先后成了夏姬的入幕之宾。三人还常常一起饮酒作乐。不过这些都瞒着夏姬的儿子夏征舒，最后借口夏征舒要继承父亲爵位，就要好好的学习，将他送往郑国学习。

夏征舒回国之后，陈灵公让他袭了父亲的大夫职。每当夏征舒离家上朝时，这君臣三人就轮流乘车去株林和夏姬幽会。在幽会过程中，夏姬把自己的内衣分别送给这三个情夫，而这君臣三人竟无耻地穿着夏姬的内衣去上朝，并且在朝廷上相互大谈夏姬的风情。

大臣泄冶实在看不过去，当场劝谏，于是，陈灵公对他怀恨在心，纵容孔宁、仪行父杀了泄冶。有一次，陈灵公和仪行父和夏姬三人喝酒的时候，互相开玩笑，讨论征舒到底是谁的孩子，夏征舒知道此事后，由于受辱而气愤万分，再加上当时一首歌谣传到了他耳朵里。　　 

“胡为乎株林？从夏南；
　　治酒欢会兮！从夏南！”

于是当陈灵公再次来到株林找夏姬的时候，夏征舒兴兵弑君，随即率兵入城，只说陈灵公暴卒，立世子妫午为君，史称陈成公。
　　孔宁和仪行父仓皇逃到楚国，隐匿了淫乱的事情，只说夏征舒弑君，乃是人神共愤。说动了楚庄王偏听一面之词，决意讨伐陈国。
    楚国是当时的大国，楚庄王更是春秋五霸中的一员，陈国很快兵败，夏征舒被捉，处以“车裂”的刑法。夏姬被抢到楚国后，楚庄王和子反都想占有她。另一个大臣巫臣别有用心地说夏姬是个不祥之人，劝他们要汲取陈国君臣的教训，才先后使楚庄王和子反罢了此念。

事后，楚庄王将夏姬赐给了大臣连尹襄公。不到一年，连尹襄公战死沙场，夏姬就跟他的儿子黑腰好上了。这件事情传得沸沸扬扬，于是夏姬在巫臣的建议下，假托迎丧之名而回到郑国，没想到，大夫巫臣其实久慕夏姬美艳。他苦苦的等啊，等了十四年，也就是夏姬已经五十多岁的时候，巫臣借出使齐国的方便，绕道郑国，在驿站馆舍中与夏姬成亲。

楚庄王醋意大发，把巫臣在楚国的家人灭族，连黑腰也身首异处。巫臣也不是好惹的，跑去培植吴国成为楚国的敌人，从此两个国家一有空就打仗。

纵观夏姬一生，可谓传奇典范，比诸海伦有过之而无不及，虽然和他在一起的每个男人都没有什么好下场，但是追 求她的男人还是前仆后继、无怨无悔。更出奇的是，五十之年，居然还有男人为他弃国灭族。她究竟是如何青春永驻、一直到四十多岁还保持着容颜的娇嫩，皮肤的细腻，从而倾倒众生。作为后人，我们只能神驰想像了。
     陈灵公君臣三人互相交换夏姬内衣的场面，作为一种变态性行为，虽然不值得提倡，但毕竟丰富和开阔了中国的性文化史，因此上，特辟专章指陈。

按月通经陈妈妈

成书于春秋战国时代的《黄帝内经》就已经提到了月经，称之为月事。那时医学界已观察到，女人下体每月会规律地出血，像月亮定期有盈亏，因此称之为月经或月信。“经”和“信”的意思都有按时，有规律的意思。

《黄帝内经》还讨论女人的第一次月经因为直接说出女人的隐秘很不礼貌，所以说“女子十四而天癸至”。因为月经是成形了的水，同时女子属阴，所以称为“天癸”。

女子在月经初潮时，由于无知而产生恐惧感，或受周围人们看法的影响，对女性持有的这一 生理现象产生不洁、厌恶一类的负面感觉。再加上男性觉得流血不详，慢慢地月经也就形成一种禁忌。因此在《礼记》有不可在月经来潮时行房的“月辰避夕”的观念。《玉房秘诀》中也有“月经之子兵亡”的话。即便到了现代，女人们还把月经称之为大姨妈或者倒霉。毕竟，月经总会给女人带来一些尴尬和麻烦。对于好色的男人更是一个很沉重很沉重的打击，比如冯梦龙收集的一首民谣《身上来》就提示了经期不能做爱：

年当悔，月当灾，撞着了情郎正遇巧身上来。郎做了巡检司门前个朱红棍，姐做了池里鲜鱼穿子腮。
    直至现代，我国的一些农村中还认为如果在女方“见红”时过夫妻性生活，就要“倒大霉”。不过，现代医学证实，女方月经期间不过夫妻性生活对女方健康有好处。所以这一女性歧视倒是默默无闻的保护了女性几千年。

有月经自然要想办法对付，在未发明造纸之前，女性采用的是将草木灰装进小布条里，两头同细线系在腰间，成了所谓的卫生带。发明造纸后，草纸等容易吸收水分的东西边派上用场。旧时的集市上很少有卖卫生带的，就是有，也只是货郎或一些胭脂水粉店才有卖。所以基本上女性使用的卫生带都是自己制作的。

汤显祖的《牡丹亭》中，有一幕很有趣的对话，写杜丽娘的老师陈最良为她看病时，最后引出了侍婢说了一句：“做的按月通经陈妈妈。”这里的“陈妈妈”是句双关语， “按月通经”，即指月经，“陈妈妈”则是古代妇女拭秽处以自洁之巾，广义甚至可作女性生理作用及用具的统称。如明冯梦龙《又雄记‧胡船透信》上说：“还有两顶巾儿也没了，做陈妈妈用了”。 而《醒世姻缘传》则说：“又将那第三个抽斗扭开……又有两三根‘广东人事’，两块‘陈妈妈’，一个白绫合包。”
     陈妈妈另有一名又叫“陈姥姥。” 《续古存说》就解释说“陈姥姥”乃是巾帕的别名。“陈姥姥”不但适用于月事，而且兼用于“拭物（其实是拭私处）”，古人在注释“帨”字就说：“妇人拭物之巾，尝以自洁之用也。古者女子嫁，则母结帨而戒之，而呼其名曰陈姥姥。”
     总之不管是陈姥姥还是陈妈妈，卫生带这种东西古已有之。

值得一提的是，古代的中医有一味药物叫做红铅，就是以初潮之月经，干燥后取其粉末而入药。这种药物的效果如何，看看明朝两位皇帝的下场就知道，一位是明世宗嘉靖，他在方士的指导下，服食最久 “红铅”最久，为收集少女经血炼制这种“不死药”，大量从民间征召少女入宫。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冬，从京师地区采选8至14岁少女300人入宫；嘉靖三十四年九月，又采选10岁以下的少女160人。两个月后又从湖广、承天府选民女20人。嘉靖四十三年正月，又选录宫女300人。王世贞便有诗云：两角雅青双结红,灵犀一点未曾通只缘身做延年药,憔悴春风雨露中

第二个倒在红铅之下的是明光宗朱常洛，朱常洛本来体弱，自从登基之后，更是缠绵病榻，在御医束手无策的情况下，鸿胪寺丞李可灼说有仙丹要呈献给皇上。朱常洛自知命在旦夕，遂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在服完第一枚红丸后，朱常洛感觉还好，傍晚，朱常洛命李可灼再进一粒红丸。尽管御医们都表示反对，但是朱常洛坚持要再服一颗。然而，次日五更，朱常洛暴毙而亡。这便是明末三大案之一的红丸案，李可灼所进的红丸，其实与嘉靖皇帝当初服用的红铅丸类似，是用妇人经水、秋石、人乳、辰砂调制而成。

媵——挥泪大甩卖的陪嫁

《易经·革卦》彖曰：“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二个女人相处就像水火难以相容，因此，建议“革”——废除它。

因为中国人喜欢生，而且还要生的更多，所以在男权社会巩固之后，多妻则多子，多子则多福的观念迅速流行起来。

《尸子》上说帝尧嫁女，“妻之以皇，媵之以英”，就是说娥皇出嫁的时候，女英作为陪嫁也进入舜的家门，可谓是买一送一，增量不加价的翻版，估计是帝尧为了说服舜下定不告而娶的决心（孟子就曾说过，帝尧是事先知道这件事的）才做出挥泪大甩卖，跳楼大降价的举动。

古代书上说，娥黄女英与舜三人每天3p的其乐融融，估计是鬼话，因为做陪嫁的总是低人一等，诗经上的《豳风·七月》就有“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的句子，描写的是少女们在采桑时忽然心里悲伤起来，恐怕被女公子带去陪嫁。

不过个人的感受无补于事，就像在今天，很多人同样把爱情和婚姻分的很开，媵制很快制度化，堂堂正正写入《仪礼·婚礼》注曰：“古者嫁女必以侄品从，谓之媵。”易经的归妹卦反映的也是媵制，卜辞一看就可以看出来了，“归妹以品，跛能履，征吉。”意思陪嫁的就像跛脚的人还能穿鞋行走，是件好事情。

不过媵制会带来很多麻烦，至少对于越来越讲究宗法人伦的中国人来说，特别是在嫡庶之辩的大是大非问题上，正常只允许家中只有一个至高无上的女主人，像娥皇女英那样，比一国两制还让男人头疼，后世虽然有妻子死了，由妻妹续弦的婚俗，算是媵制的遗孑。总体而言，媵制是逐渐没落了。

在东方各国以获得子孙为实行多妻的主要原因。日本纳妾曾由法律认可，其理由是生育子嗣，以便继承先人的祭祠。许多波斯人迎娶新妻，仅为了第一个妻子生不出孩子。埃及男子对于不幸无出的妻，虽恋情犹浓，不忍割爱，徒以子嗣所关，乃引起重婚的念头。

聪明的中国人，准确的说，应该是中国男人则发明的妻妾制。因为妻妾都生孩子，如果嫡庶不分，以后继承父亲的地位与遗产就会出大乱子。上到国，下到家都不得安宁，因此如何处置妾在家庭的位置，难度相当于送神舟火箭上太空，没有过硬了理论素质是万万搞不定的。

妾和妻是完全不一样的，她之所以存在的所有理据是作为生育机器，作为婚姻制度的一种补充，《汇苑》上说：“妾，接也，言得接见君子而不得伉俪也。就像今天不被法律保护的二奶一样，是没有夫妻的名分的。作为比照，如果女子随男子私奔，也很惨，《礼记·内则》认为“奔者为妾”， “父母国人皆贱之”。总之妾是未经明媒正娶的女子，现在电视上播放的古装连续剧常常有这样的台词，“我是坐了八抬大轿从大门抬进来的，你是从小门被带进来的。”恰恰可以作为她们地位底下的旁证。

妾——一夫一妻制的补充

有个外国记者曾经质问以清朝遗老自居的辜鸿铭，以为中国的妻妾制度乃是文明之渊数，辜鸿铭悠然的指着面前的茶盘中的茶壶和茶杯，笑道：“一个茶壶可以配四个茶杯，你听说过一个茶杯配一个茶壶的么？”

直到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文人们风流自命，纳“小星”，富人纳侧室，娶“外宅”，收“通房丫头”，乃至姨太太成群，都是司空见惯之事。 辜鸿铭留过洋，娶过妾，研究的是中国的经典，不过他的这个讲法其实大谬不然，只能骗骗洋鬼子，事实上，一夫多妻制从西周以来就没有市场，他把中国妻妾制度当成是一夫多妻制，简直是大错特错。性学专家潘光旦就曾说：一夫一妻在中国也有天经地义的地位。不过因为同时承认妾的制度，此种天经地义的禁锢的力量并没西洋的那般大。……中国的婚姻是始终以一夫一妻为骨干的；一夫一妻是常经，妾制是权变。

妾的地位到底如何，我们不妨先看看韩非子讲的笑话，虽然他是个严肃的人，而且口吃，不过偶尔讲起笑话来，杀伤力还是挺强的。

卫人有夫妻祷者，而祝曰：使我无故得百束布。其夫曰：何少也?对曰：益是，子将以买妾。

这个故事是说，卫国有一对夫妻，妻子求神明保佑，许下心愿：让我凭空得到一百束布匹吧。他的丈夫就很不满了，抱怨道：“这也太少了吧。”妻子想想也对，又补充了一个愿望再让我老公买个妾回来。

故事里头描写的明显是一对平民夫妻，可以他们居然商量着买妾进门，而且还是妻子提出的，这意味着，第一，在市场上，妾的价格不高，当然可能要比一百束布匹高一些，但也高不到那里去。第二，妻子不视为妾为危险，应该是当时普遍情况。

《孟子》中所说“齐人有一妾”的故事中，那“齐人”是个乞丐，但他也有妾。妾的价格如此低廉会造成的一个问题很快引起政治家的关注，西汉的《盐铁论》就记载了一位贤良的看法：

“古者夫妇之好，一男一女而成家室之道。及后士一妾，大夫二，诸侯有侄娣九女而已。今诸侯百数，卿大夫十数，  中者侍御，富者盈室。是以女或旷怨失时，男或放死无匹。”

也就是说，古代流行的是一夫一妻制，除了王公贵族，平民纳妾是不提倡的，不过春秋战国礼崩乐坏，到了西汉，更没有人把这个当回事了。现在则被提升到“女或旷怨失时，男或放死无匹”的阴阳不协的政治高度上。事实上，历朝历代并不提倡平民纳妾，而且还有所限制，这点倒是可以从《明会典·律例四》中得到旁证：“民年四十以上无子听之。”也就是说，老百姓四十岁以上又没有孩子想要纳妾就随他们的意愿，反过来可知，政府对平民纳妾是有限制的。

准确的说，娶妾其实是作为对王公贵族的一种酬庸，一种福利，所以《白虎通·嫁娶》更明确的指出：

“卿大夫一妻二妾者何?尊贤重继嗣也。不备侄娣(指不能像天子和诸侯那样有“侄娣从嫁”)者何?北面之臣贱，势不足尽人骨肉之亲。……士一妻一妾何?下卿大夫礼也。”

不过既然“富者盈室”，老百姓当然不服气，东汉末年的黄巾之乱，应该说，有部分原因是老百姓为了争取自己的性权利而做的斗争，这也是中国历史上很多的农民起义的原因之一，谓予不然，看看的理论指导书《太平经》就知道了，上面就特意提到“一男二女法”：“云太皇天上平气将到，当纯法天。故令一男者当得二女，以象阴阳数奇，阴数偶也。乃太和之气到也。……故使一男二女也。”

一男两女，这就不是一夫一妻制了，而是一夫多妻制，而且上升到阴阳天人感应的政治高度，书中还提到王者可得到更多的女子，每州一个，以应九州之数。

有人说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其实很多时候是把鬼话当文化，便秘当神秘。不过也没必要去较真就是了，真较真了，那些靠贩卖国学为生的人都要饿死了。

吃使者豆腐的秦宣太后

秦宣太后在秦国的长期执政，历经三朝，与许多当时的风云人物交往深厚，她的执政可以说是将秦国的争霸事业推到了一个从所未有的高度。  她曾经指导自己的儿子昭王诱杀了两位对秦国有极大威胁的国王，一位是楚怀王，一位是义渠王。

《战国策》记载，有一次楚国攻打秦国周边的韩国，韩国求救使者一波接一波往秦国跑，可谓是冠盖相望，但是秦宣王后就是不发兵。最后韩国派出使臣尚靳，在朝会上指出唇寒齿亡，如果秦国不出兵，最后也会吃亏。宣太后于是单独召见了尚靳，发表了一通意见，她说：使者来了很多，就你还说的有点道理，现在这情形，哀家就和你打个比方吧，过去我和丈夫性交，丈夫一条大腿压在她的身上，我就感到吃不消；而丈夫全身压在我的身上，我却不感到重了。为什么啊！所以说，现在要帮助韩国的话，兵不众、粮不多，则不足以救韩。再说军事活动，日费千金，你要是有个像分担去我身上的重量的好主意，我才好下出兵的决心。

“庙堂”之上，一位堂堂的太后对外国使节大淡性交，在清朝王士桢《池北偶谈》里评论道："此等淫亵语，出于妇人之口，入于使者之耳，载于国史之笔，皆大奇！

而南宋鲍彪新注本里则说："宣太后之言污鄙甚矣！以爱魏丑夫欲使为殉观之，则此言不以为耻，可知秦母后之恶，有自来矣！"

不过他们可能都没有考虑到，求救的使者那么多，该说的其实都说了，这位尚靳为什么会被单独召见呢，王威估计，尚靳应该是个美男子，让秦宣太后动了心，所以借助商量军国大事，以性话题挑拨对方，公然吃外交使节的豆腐。

秦宣太后的乱搞在当时是出了名，可以说是举国皆知，大臣魏丑夫就是她最心爱的面首，后来宣太后生病将死，拟下遗命：“如果我死了，一定要魏丑夫为我殉葬。”魏丑夫听说此事，狂晕，搞老女人已经很吃亏了，还要殉葬。幸亏他有个死党庸芮肯为他出面游说宣太后：“太后您认为人死之后，冥冥之中还能知觉人间的事情么？”宣太后说：“人死了当然什么都不会知道了。”庸芮于是说：“像太后这样明智的人，明明知道人死了不会有什么知觉，为什么还要凭白无故的要把自己所爱的人致于死地呢？假如死人还知道什么的话，那么先王早就对太后恨之入骨了。太后赎罪还来不及呢，哪里还敢和魏丑夫有私情呢。”

宣太后觉得庸芮说的有理，这才放弃了魏丑夫为自己殉葬的念头。

殉葬分生殉（活埋）和杀殉（杀而后埋），三代之前已经有之。所谓“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 西汉年间，广川王刘去邀集了一些无赖少年盗掘了一座古墓——西周末代帝王周幽王的墓，发现有１００多具尸体，衣服完好，栩栩如生。这些尸体只有一个男性，其他都是女性。可见，那些女尸都是殉葬的妃妾。

公元前621年，秦穆公死后用177人殉葬，其中包含自己最宠爱的国之良臣， “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

后来以活人殉葬的做法就逐渐被陶俑、木俑、泥俑、金属俑所代替。战国时期，秦献公上台第一年（公元前３８４年），就废除了活人殉葬制度。秦始皇死后，秦二世令大量后宫和工匠殉葬，“计以万数”。

汉朝之后，就很少听说殉葬的事情，到了明朝，农民出身，做过和尚的明太祖朱元璋又让这一制度复活，他死后，用了４６个妃妾、宫女殉葬，朝鲜的史书《李朝实录》也记载明成祖死后（公元1424年）逼殉宫女的详情。３０多名宫女在吃完最后的晚餐之后，被带上殿堂，哭声震殿阁。殿堂内置有小木床，太监们使宫女立在床上，从房梁上垂下绳套，把她们的头放在圈套中，然后撤掉小床，让她们吊死。

这种以活人，特别是以妇女殉葬的野蛮制度的终结者是曾经历过土木堡之变的明英宗，他在临死时候，在遗诏中写明：“用人殉葬，吾不忍也。此事宜自我止，后世勿复为。”

离婚大战

古代离婚不叫离婚，叫“出妻”，主动权明显就在男方了，就像今天，民工说拉屎，白领们偏要说洗手一样，春秋时候的贵族们对自家姊妹被出称之为“来归”，他人的姊妹则为“大归”, 例如《左传》上写：“夫人姜氏归于齐。左氏曰：‘大归也。’”（文十八），“春王正月，杞叔姬来归。梁氏曰：‘妇人之义，嫁曰归；反曰来归。’”（成五）。

周朝有个人叫商陵牧子与妻子感情很好，但是妻子进门五年而无子，于是公婆强令商陵牧子改娶，其妻知道了十分伤心，彻夜痛哭。牧子也很难过，援琴作了一首《别鹤操》：

　　将乖比翼兮隔天端，

　　山川诛远兮路漫漫，

揽衣不寐兮食忘餐！

倒是把家人感动了。

此歌情真意切，感动了家人，没有离婚，仍为夫妻。

当然，男人随便的抛弃女人，也并不被舆论支持，《诗经·邶风》中《谷风》就描写一个被抛弃的妇女在阴霾的天气中，向老天爷发泄自己的怨恨，指责自己丈夫的过去山盟海誓，现在却另有新欢，《诗序》就评论说：“《谷风》，刺夫妇失道也。卫人化其上，淫于新婚，而弃其旧室，夫妻离绝，国俗伤败焉。”

《诗经·卫风》的《氓》大家可能比较熟悉了，说的则更为详尽和感人，一个妇女和抱布贸丝的小商人从恋爱到结婚，当初也有火热的爱情，结婚之后，她日夜操劳，主持家务，努力奔小康，结果在熬过三年的苦日子之后，丈夫却变心了，并且还经常骂她，侮辱她，最后遗弃了她。

女人被抛弃这种“弃如敝屐”的感情，很奇怪却在男人身上得到共鸣，历代就有不少文人托女子之声口，写弃妇之哀情的，比如王粲的《出妇赋》和曹植的《出妇赋》。不过别误会，他们并不真的对弃妇同情，他们同情恰恰是自己，同情自己失去的君主的宠信。

事实上，真正谴责陈世美的没有几个，因为历代写文章都是男人，让男人谴责自己，难矣乎，但是让男人为自己辩护，那反而屡见不鲜。特别自己不出头，让女人为自己辩护的例子也不是没有。比如汉朝有个叫王肃的人，博学多才，才辞美茂，和孝文帝陈说治乱之道，甚得器重。王肃过去本来已聘谢氏女为妻，当他到了京师任职，皇帝因为宠爱他，就把公主嫁给他。谢氏女闻讯，不胜悲怆，就作五言诗：

　　本为薄上蚕，今作机上丝；

　　得路逐胜去，颇忆缠绵时。

　　这首诗本来是交给王肃，王肃却让公主知道了，公主就代王肃写诗答复谢氏女：

　　针是贯线物，目中恒任丝。

　　得帛缝新去，何能纳故时！

谢氏绝望之余，遁入空门做尼姑去了，不甘心的她还写了最后一封信给负心郎王肃，内有“既有丝麻，遂弃管蒯，糟糠之妻，白首饮恨”之句。

嘿嘿。女人啊，谁让你不幸生在中国。

七去与三不去

<后汉书·应奉传)的附注内，有一个故事，有个叫邓元义的人，他的父亲邓伯考是朝中的尚书仆射，邓元义先回了老家，她的妻子就留下来伺候婆婆，虽然非常孝顺却不被婆婆喜欢，婆婆整天把她锁在空房里头不说，还不给她足够的饮食，以至于邓元义的妻子身体一天比一天羸弱，但是她一点怨言也没有。有一天公公邓伯考感到奇怪，就问原因，他的孙子邓朗已经长大，懂事了，就告诉自己的爷爷，母亲没有病，就是一直吃不饱。邓伯考忍不住哭了，说道：“没想到婆婆对媳妇居然这么不好。”因此把邓元义的妻子遣送回家，听其改嫁，后来邓元义的妻子嫁给了将作大匠（官名）华仲。邓元义回来之后，有一次在路上看见坐车出游的妻子，告诉周围的人，这是我原来的老婆，不是她不好，而是我的母亲对她太残酷了。

以前离婚的理由也像今天离婚大战一样，也要有外遇啊感情不合啊性生活不和谐之类的理由，不过这些理由都是为男同胞考虑的（做一个古代的男人就是幸福哇），《大戴礼记本命》：“妇人七去：不顺父母，为其逆德也；无子，为其绝世也；淫，为其乱族也；姤，为其乱家也；有恶疾，为其不可与共粢盛也；口多言，为其离亲也；窃盗，为其反义也。”

翻译成白话，第一条是不孝顺父母，第二条是不能生育出男孩子，第三是乱搞男女关系，第四条就是嫉妒，第五条就是身染重病（因为这会增加男方的家庭负担和社会形象），第六条是多嘴多舌，第七条是盗窃。

不过最常见的离婚理由主要是第一条和第二条。

第一条所谓的不孝顺父母，往往是婆媳不和，曾经有条歌曲很流行，叫做《女人何苦为难女人》，堪称婆媳大战中媳妇的心声，《礼记·内则》规定：“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妇之礼焉，没身不衰。” 可见“出妻”，不是决定于丈夫，而是决定于公婆。

《后汉书·鲍永传》上说：“永事后母至孝，妻尝于母前叱狗，而永即去之。”这是连叱狗也要被“出”了，没天理啊，在这里为全体古代女性默哀三分钟。<后汉书·列女广汉姜诗妻传)上说：“诗事母至孝，妻奉顺尤谨，母好饮江水，去舍六七里，妻尝溯流而汲，后值风，不时得还。母渴，诗责而遣之。”鲍永、姜诗本来默默无名，由于孝母休妻，一下子出了名，永载二十四史，可谓是赚翻了。

至于《孔雀东南飞》中的焦仲卿和刘兰芝、<钗头风)中的的陆游和唐琬的悲剧归根究底，也是因为第一条。

第二条是因为古代以子嗣为重，即便贤者如顾炎武，在“规友人纳妾书”中也写道：

炎武年五十九，未有继嗣，在太原遇傅青主，浼之诊脉，云尚可得子，劝令置妾，遂于静乐买之。不一二年而众疾交侵，始思董子之言，而瞿然自悔。立侄议定，即出而嫁之……

因为无后的缘故，而纳妾出妻，是得到整个社会舆论都是支持的。自然有不肖之徒因为喜新厌旧借这一条抛弃发妻，比如魏时有个平虏将军叫刘勋，他的妻子叫宋王，后来刘勋看上了山阳司马家的女儿，就以宋王“无子”而把她“出”了。其时，两人结婚20多年了，要“出”早该“出”了。

由于七去的解释权在男方，随意性很大，特别是口舌、嫉妒等条目，更是很主观的判断。总之可以说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然而婚姻大事，关乎宗法人伦，礼教也不允许男方太过分行使否决权。于是又规定了“三不去”，什么是三不去呢，《孔子家语》上说：“三不去者，谓有所娶无所归；与共更三年之丧；先贫贱后富贵。” 为什么呢？“尝更三年丧不去，不忘恩也；贱取贵不去，不背德也；有所受无所归不去，不穷穷也”其实也就是民间流传的“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

“七去”、“三不去”据说曾载于汉令，今已不可考。唐律则规定“诸妻无七出及义绝之状而出之者，徒一年半；虽犯七出、有三不去而出之者，杖一百，追还合；若犯恶疾及奸者不用此律。”清律则规定：“凡妻无应出……之状而出之者，杖八十；虽犯七出，有三不去而出之者减二等，追还完聚。”<辑注)云：“七出，于礼应出，三不去，于礼应留；义绝必离，姑息不可；七出于礼可出，未必即谓之应出，与义绝不同”。事实上，法律对七出还是留下很大的宽缓的余地的。

被女人搞垮了身体了，孟子该怎么办

七出本不合理，但七出之外，还有一些稀奇古怪的理由。

大圣大贤的孟子也出过妻，要是照着《韩诗外传》的说法——有一天孟子进自己卧室的时候，她的老婆没有看见，独自蹲在地上，没有起来迎接，孟子就气吼吼的要休她。她跑去照自己的母亲诉苦：：“这个婆娘无礼，我恳请母亲让我休了她。”她的母亲就说：“将进入大堂的时候，一定会发出声响。但是悄悄进来卧室的时候，却必定看着下面。你进入卧室不发出一点声音，还让让蹲着的人抬头看见你进来，是你无礼，还是你老婆无礼啊?”

连老婆蹲在地上都是出妻的借口，可见女人难做了。不过看孟子的生平行事，言语文字，是很通人情的人，《韩诗外传》的说法估计是造谣。《荀子·解惑》篇就有“孟子恶败而出妻”的说法，可见孟子是出过妻。恶败是什么意思呢，恶就是厌恶，“败”是败坏身体，看来孟子也是一个控制不料自己的欲望的人，有了老婆就要天天性交，结果把身体搞垮了，为了身体，只要忍痛割爱，毅然出妻了。

历来大圣大贤的伟人，创作欲强之外，性欲也是超强，法国大思想家卢梭可为旁证，孟子为了身体健康而出妻，真是其情可悯，方式大类似今人戒烟，也算毅力惊人。

女人攒私房钱也是出妻的一个理由，因为《礼记·内则)上就说：“子妇无私货，无私蓄，无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与。”也就是嫁入人家的女子就失去了对财产权的掌握和控制，像《韩非子·说林》就说了一个故事：有个卫国人在嫁出女儿之前，嘱咐自己的女儿，做女人一定要有点私房钱啊，不然日子不好过。她的女儿就偷偷的攒钱，结果被公婆发现了，让儿子休了他，因为女人攒私房钱在古人看来，和盗窃也差不了那里去。

不过话说回来，看红楼梦里头，很多小媳妇都有自己的私房钱，还洋洋自得的。可见私房钱往往可能只是婆婆对媳妇看不顺眼找的借口，不过是小问题。但总是难免有小题大做的人。

    (汉书·王吉传)记载了王吉年轻时候居住在长安，隔壁人家的枣树枝伸进了王吉家的院子，王吉的妻子摘了几颗枣子给王吉吃，这本来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王吉竟认为妻子品行不端，“乃去妇。”可见女人是一点捍卫自己婚姻的权利都没有，糟糕的是丈夫可以任意出妻，而妻子则无权请求离异，<唐律疏义)上说：

妇人从夫，无自专之道，虽见兄弟，送迎尚不逾阀。若有心乖唱和，意在分离，背夫擅行，有怀他志，妻妾各徒二年。因擅去，杖一百，从夫嫁卖。其妻因逃而改嫁者，绞监候。

另外还规定了“其因夫弃妻逃亡，三年之内，不告官司而逃去者，杖八十。擅改嫁者，杖一百。”因此民间有“男不要女一张纸 (休书)，女不要男只有死”的说法，也就不足为怪了。

宋明理学大张之日，“夫有再娶之义，女无二适之文，故曰夫者天也”更成了天经地义的事情，理学家程颐在<性理大全)中就对“出妻”发表过议论：

问：‘妻可出乎?’

程子曰：‘妻不贤出之何害?如子思亦尝出妻。今世俗乃以出妻为丑行，遂不敢为，古人不如此。”

不过，也不是所有儒家知识分子都这么看，明朝辅佐朱元璋得天下的刘基就认为“七出”中的“有恶疾”、“无子”两条十分不合理，他说：“恶疾之与无子，岂人之所欲哉?非所欲而得之，其不幸也大矣，而出之，忍矣哉。

清代大学问家钱大昕则主张离婚自由，反对歧视离婚女子，他说：

    夫父子兄弟，以天合者也；夫妇以人合者也；以天合者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以人合者，可制以去就之义。……先王设为可去之义，合则留，不合则去，俾能执妇道者，可守从一之义，否则宁割伉俪之爱，勿伤骨肉之恩。……后世闾里之妇，失爱于舅姑，谗间以叔妹，抑郁而死者有之，或其夫淫酗凶悍，宠溺嬖媵，陵凭而死者有之；准之古礼，固有可去之义，亦何必束缚之，禁锢之，置之必死之地而后快乎?

　　图：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直接以自然草药为对象，为医学教本绘制插图

　　上图：哥伦布的远航带来地理的扩张，使医师获得许多舶来药品，当然，也带回了梅毒。

　　下图：医师脱下僧袍，换上文艺复兴时代富人的长袍，成为学院派。

　　图：印刷术使知识飞速的传播，唤起了学者们的研究的兴趣。不过，医疗实务的改良仍要迟些。

　　图：杯吸疗法可以追溯到遥远的罗马时代，在文艺复兴时期依旧存在，学术上的进步仅仅被少数富人和贵族享用，多数人日常接受的医疗几乎一成不变。

　　图：这位医生名字叫做约翰·班尼斯，是伊丽莎白时代的学者，他正在传授解剖课。此画绘于1581年。

　　人的医学——文艺复兴时代的医学

　　一个新时代

　　在经历过漫长的黑暗时代之后，14世纪的鼠疫虽然严重摧残了城市生活，并不能阻止文明的持续进展。大约在14世纪初一个全新时代慢慢展现开来。

　　1453年土耳其人占领君士坦丁堡，东罗马帝国覆灭，大批学者携带希腊文化遗产，向西方迁移，这些希腊文化对仍然顽固地存在各个领域的旧的教条主义和经院哲学产生的巨大的震动和冲击。同时商业活动的日益频繁，使商人要拥有属于自己的话语权，他们需要自由地从事工商业，需要自由竞争，因此主张个性解放，提倡人文主义。“人文主义”把人作为思想、研究的中心，它要求人们摆脱信仰的束缚，去关心现实世界，当时中国的火药、指南针和造纸术已传至欧洲，知识由于印刷和在艺术、诗歌、建筑等领域新技术的应用而导致 的知识爆炸，更对欧洲文艺复兴起到推动作用。

　　1543年哥白尼在他《天体运行论》提出太阳中心说，从自然事物方面的教会权威挑战。从此自然科学便开始从神学中解放出来。

　　到了16世纪初，随着哥伦布发现了美洲，麦哲伦环球一周的航行，使人们的地理知识扩大了，眼界开阔了，中世纪局限的世界观这些航海壮举而永远消失了；两种思潮有如交响的战鼓的澎湃而来——一是复古，希望从希腊、罗马所留存下的宝藏中吸取养料；二是个性的解放，尤其表现在对人体和艺术特点的重新重视，并渴望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

　　肯定人生快乐，推崇个性，主张以个人为中心，这一文化上的新派别，被称为人文主义者，人文主义一词来自于拉丁文中的humanitas，古罗马作家西塞罗就已经使用过这个词了。德国启蒙运动时代的哲学家将人类统称为Humanit&auml;t，当时的人文主义者便称他们自己为humanista。人文主义包括了不同的思想流派和文化流派，但他们总的口号是“我是人，人的一切我应该了解”。他们渴望生活在一个新时代，一个与中世纪彻底决裂的时代。

　　“文艺复兴”（Renaissance)这个词在1855年为法国历史学家Michelet首次提出，用以概括16世纪时“对世界与人类的探索”; 人再度成为舞台的中心，不再期待天堂与地狱，却转而探索自己与宇宙的奥秘。对知识与美的渴求，使得最前沿的学者们狂热的探求古籍抄本，重新找寻希腊艺术稳健与不朽的特质，以及希腊文献的智慧，从而发现了自我。科学研究的方法由质转入量。计昼测量开始取代了观察与推理，数学作为检验科学的进展的标杆，总之，许许多多的支流直流汇注入医学的领域。总之，文艺复兴时代成了“探索时期”(The Age of the Eye)艺术家不再模仿陈腐的生物图解，而直接从自然中找寻灵感。

　　当然这些变化仅仅影响了为数很小的富有的少数人，而欧洲人口的大部分的生活相对于中世纪基本没有改变。今天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文艺复兴代表了理性思考和思想的巨大变化，而不是物质上的巨大变化。在医学方面也是如此，占星术仍在使用，诊断和治疗依靠尿液检查和放血疗法，依然有形形色色的庸医骗子四处游荡。

　　然而正是理性思考和思想的巨大变化，出现四位伟大的学者，他们在各自占领的讲台上掀起了医学的四大革命。包括帕拉西塞斯公然烧毁盖伦和阿维森纳著作，认定每种疾病，都有其独特的治疗方法；外科的伯莱（Ambroise）归纳出了伤口感染的观念；精神科的维尔（Weyer）重新定义精神病学；而最具代表性的应该是维萨里（Versalius）重写了解剖学，彻底推翻盖仑这一笼罩在医学发展进程之上的巨大阴影。

　　文艺复兴给了医学两个最不朽的影响：人文主义和解剖学。前者使医生改进疗法，创新医疗器械，体察病人的在治疗时承受的痛苦并努力减轻乃至于消除这种痛苦。后者将解剖学从外科学中分离出来，变为医学中的最为重要的一个分支。使得医学实践重新为人们重视，而不再纠缠于琐碎哲学的逻辑推演中。医生们为医学，为健康，也为科学及文化问题都赋予新的意义，激发了理念，观察的能力也为之一新。医师可以追寻前人的指引，温故知新。艺术家应用卓越的技巧与细密绘出的医学教本，再度协助医学的进步。

　　医学有别于其它科学是因为医疗的对象是人、是有灵性的生命，要有什么样的医疗或医生，就要有什么样的医学。文艺复兴是医学起飞的一个关键，医学新知在独立的大学里进行，不受教会控制；学术自由能挑战传统的谬误，更 重要的是从人体解剖推展真正的生命教育，唯有如此，才逐渐出现真正的人性化医疗，医学第一次成为人的医学。

　　中世纪医学的坚固城池终于开始全面崩溃。

　　图：艺术家笔下的老人、病人与疼痛：

　　①达芬奇——甲状腺肿病人

　　②吉兰达鸠——鼻疣病人

　　③达芬奇——老人

　　④丢勒——疼痛的人

　　图：丢勒的自画像，她手指处是脾脏，这幅图表示他的脾脏正在疼痛中。

　　图：达芬奇认为，对两性交媾过程中，女性的卵子和男性的精子一样有力

　　图：达文西发现心脏与血管间的压力关系。他认为，人就“像他的动脉一样老。”

　　图：达芬奇绘制了动脉树，从图中可以看出，他深入的研究了血管的形式与功能。

　　图：艺术家借着烛光解剖尸体，研究人体结构的数学。

　　图：怀孕期间的子宫：达文西最早显示出正确的子宫

　　图：达芬奇关于上肢的三篇笔记。

　　图：一片关于消化系统的论文和一篇关于胃、肝和脾的论文。内中有两幅是达芬奇的解剖图。

　　图：达芬奇绘制的人体比例图，称之为：“维特鲁威风格的男子”。

　　图：人的颅骨，也是达芬奇的作品，选自《女王陛下在温莎城堡》一书。

　　图：达芬奇像

　　图：达芬奇关于人体肌肉组织的解剖图和笔记。

　　艺术家对医学的狂热

　　米开兰基罗、拉斐尔、丢勒等这些文艺复兴期间涌现出来的大画家，为了要把体形正确而忠实地表现出来，对人体外形作了精细的研究，尤其是关于肌肉及骨骼的知识之必要，而这些研究只能建立在解剖知识上，于是就自己亲手进行解剖工作。

　　这些画家大都描绘过病人与老人。人的痛苦与愤怒是他们关注的对象。

　　丢勒曾将一幅自画像送交医师，上面写着：“我手指所指的黄圈处，正在痛着。”

　　在这些艺术家中，有的人甚至对人体构成及其功能感到比纯艺术兴趣更深厚更狂热，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在医学和科学两方面部有着出色的表现的列奥纳多·达·芬奇 (Leonardo da Vinci 1452～1519)。据记载，他为了记录人类受恐惧折磨的表情，跟着死刑犯到绞首台观察。他尝试通过手中的画笔与观察力结合，去发掘人的感情与体质。

　　达·芬奇是一位天才的艺术家，同时又是出色的诗人、工程师、建筑师、物理学家、生物学家、地质学家和解剖学家。他早年在维洛启欧(Verrocchio，A．1435~1488)门下学习绘画，曾经在弗罗伦萨的圣丹玛利亚奴伐医院(santaMaria Nuova hospital)学习解剖学。后来达·芬奇赴米兰，结识了巴维阿大学的解剖学教授托尔（Torre，M．A．d)，两人计划绘制一部创时代的人体解剖学百科全书，把一个人从生到死，从头到脚都详加描述，包括生理功能和比较解剖学。他在笔记上提到了种种困难，他写道：“有的人会说观看一场解剖示范要比看这些图画来的强，这当然是正确的，因为你如果想从一幅简单的绘画中观察到所有的细节，即使你有着智慧的头脑，你也不会看到或获得比那少数几条血管更多的知识。现在我已经解剖了十多具尸体，分解了各种器官和组织，我把血管周围那极小的新鲜的肉块分离开来，除了毛细血管微不足道的渗血外，几乎没有引起任何出血。因为一具尸体保存的时间的不可能太长，所以只有同时对如此多的尸体进行解剖，才可以了解到全面的人体知识，我要再重申一遍，这是为了找到不同点。你会爱上做这些事情，即使会遇到来自各方面的阻力，如果这些没有挡住你，你还要面对黑夜里成批的死尸，分解尸体、剥去外皮，一切看上去是那么可怕；如果这些也没有吓阻你，而你却缺乏绘画的技巧，不能如实地反应所见内容；如果你具备绘画的技巧，又没有了解充足的知识的人体知识；如果二者能完美结合，你可能也未必具备应用几何绘图学的方法以及判断肌肉力量和强度的方法；更或者也许你缺乏耐心而不会勤奋地工作。”

　　借着烛光，伟大的艺术家和伟大的医学家在罗马圣灵停尸间(Santo Spirito mor-tuary)内，解剖了三十具以上的尸体，前后绘制了将近一千幅解剖图，留下了一系列对人体结构及功能所做的惊人笔记及素描，堪称艺术与解剖的完美结合。

　　在16世纪之前，解剖学依然与外科学合在一起授课。1570年，这两门科学第一次分成独立的两门学科进行教学。

　　在中世纪，解剖学通常有五种示意图谱：骨骼、神经、肌肉、动脉和静脉系统。这些绘画描绘了疾病和受伤的产生，几百年来一成不变。自蒙迪诺时代以来，在1539年后，随着印刷术的兴起，已经有很多粗糙的人体器宮的绘画出现在印刷物里。

　　与那些为医生提供的粗糙和不精确的绘画相比，由达·芬奇描绘的人体解剖图，随着对透视画法、几何学和人体比例研究的深入，达到了完美的程度。可以说，解剖学在达·芬奇的画笔下重获新生。

　　不幸不久托尔因患鼠疫病故。这项革命性的计书只得搁置。如果这部书能够出版，可能会更加速医学的发展。他们比维萨留的作品早了40多年。

　　达·芬奇晚年迁居罗马，遭到罗马教皇的压制，禁止他去医院从事解剖研究这一亵渎神圣的行为，从他遗留下来的手稿来看，他在解剖学上所取得的成就，几可与艺术上的创作相比拟。可惜他的著作未能出版，当时未能产生普遍的影响。完成这种事业的是在他死时只有4岁的维萨里。

　　达·芬奇逝世后，他的120卷手稿遗留给他的学生，历经蹉跎散失于欧洲各地。后来，在英国温莎尔(Windsor)皇家图书馆中发现了他的大部分手稿，1784年由威廉·亨特(Hunter，W)主持出版，1898年至1901年又先后在巴黎、都灵(Turin)连续发表他的手稿并译成英、德、法等国文字。

　　达·芬奇是文艺复兴时代的“浮士德博士”，一位有着同性恋的倾向，私生子，特别是在23岁 时所遭受的一场令人恐惧的审判后所造成的。他被控以鸡奸罪，虽然最后被判无罪，但这对他的心理伤害无疑是非常严重的。因此，他对人类充满着不信任，常常表露一些仇视人性的观点。然而，他的人际关系很好，得到文艺复兴时期一些王子们的支持；他还长期享受着一个漂亮男孩的陪伴。但他对自己最好的同伴也心存戒意，非常担心自己的发明和发现被世人所知。他说自己的“心中常常涌起两种感觉：恐惧和渴望，对黑暗和洞中的威胁的恐惧，想看看里面是否有什么不可思议的事物的渴 望”。 可见，一方面他对生活和自然的神秘感到畏惧，而另一方面他又想不惜一切手段将之揭示出来。正是这“不合习俗的倾向促使他取得了不仅作为艺术家而且作为科学家的成就。

　　他在研究解剖学时从不带有个人臆想，并不参考盖仑的作品，完全以尸体为蓝图，而只相信自己的观察和试验。他提出一个十分重要的思想：即科学和艺术的对象就是大自然。在芬奇看来，科学方法的基础是感觉经验，他曾说：“我们的全部认识都是从感觉开始的……，凡是不通过感觉而来的思想都是空洞的，都不产生任何真理。而只不过是一些虚构”。他甚至说：“镜子外面的对象并不是镜子里面的影子。”

　　他在解剖前，先用流水和石灰水洗涤器官，然后将石蜡注入器官中，他发明的这一解剖技术至今仍在应用。；为了探查肌肉的作用力，还特别制作了铁丝的下肢模型；为了了解眼球构造，将它煮沸，然后研究其中的凝固部分。达·芬奇是第一个深入研究胎盘及脑神经的人。他也是首先解剖大脑的人。他曾经采取不同的横切面来观察并描绘人体器官的结构与相互关系，他首先采取现代解剖学的描绘方法，从各种不同的方向(正面、侧面、背面)来表示人体的结构与形态。他第一个正确地描述了子宫的形态及胎儿在母体子宫的正确位置。制造了一个眼睛的视觉部分模型，并说明影像如何在视网膜上形成。

　　达·芬奇在解解剖肌肉系统的过程中认识到每块肌肉的特別功能，他还研究了静脉辦。他绘制了冠状动脉及其走向，但是并没有正确认识到分隔心脏左右部分的房室隔。但他指出心脏是一个肌肉器官，发现全部血管的根端发出自心脏，并探明了心脏辦膜的机能只容许血液单向流动。他又将空气吹入肺内，发现空气不能直接输入心脏，断然否定盖仑关于肺的气管直接与心脏相通的错误见解。他还试图用动力学的观点来说明血液循环，

　　图：公元1484年，丢勒绘出第一幅类似梅毒的病状，将它归因于星象紊乱所造成。病人头上是黄道十二宫图。

　　图：病魔侵犯约伯，约伯身上的脓肿和梅毒发作症状相似，柏克梅（Burgkmair）所绘

　　图：出自公元1497年一部警告梅毒感染的小册子中，两位病人身上的伤痕让人触目惊心。

　　图：愈疮木治愈梅毒。出自史特拉达诺的“梅毒报告”

　　图：供名妓使用的希腊式戏剧面具。

　　图：中世纪的公共浴室加速了梅毒的传播。

　　图：烟草也被用来治疗梅毒，中间的人是患有梅毒的印第安人。选自1558年巴西出版的一本书。

　　梅毒——文明人的名片

　　哥伦布既有很好的名声——航海发现了新大陆，也有不太好的名声——把花柳病(梅毒)带回到欧洲。伟大的航海家还把这种病一路带往印度、中国与日本，当西班牙人逐出犹太人及回教徒时，梅毒也流入北非。梅毒成为文明人的名片，它所拜访的任何海港都会留下它来。

　　今天，科学家从在美洲挖掘出的有着400-6000年历史不等的687具骨骼中发现了梅毒的迹象，而且至少已经有800年的历史。当葡萄牙人于明朝前期来到中国，也把梅毒传入中国的广东，所以梅毒在中国又叫作“广疮”。据记载，戏剧家汤显祖曾经写了一组七绝共十首寄给他的梅毒疮正发作的好友屠隆。

　　公元1494年，法国统治者查理八世发动的入侵意大利战争，法兰西与西班牙军队在那不勒斯展开旷日持久的拉锯战。西班牙的军队中有一些士兵曾经追随哥伦布远航，传说他们在西印度群岛得了一种怪病——梅毒。当哥伦市及船员到达巴哈马群岛时，误认为此地是印度．便在此安营扎寨进行休整。

　　在这期间，哥伦布的船员们与当地土著居民印第安人共同生活，也与当地的女子有了性接触.万万没想到，印第安人身上携带有美洲大陆上非常古老的梅毒．

　　人一旦被传染上这种病，则溃疡遍布整个身体，使人面目全非。病变从性器官硬结般的溃疡开始，几个星期以后全身便出现让人难受的、各种形状的皮疹，有些地方则出现流水的丘疹。几年之后，人体组织变形的症状显现出来，慢慢地使病人的机体和精神衰退，最终死亡。在战争期间，这些士兵把这种病传给了那不勒斯的妓女。当法兰西胜利后，妓女们又将这种病传给法军。

　　一年之后，那不勒斯的法军回国。在其后的三年内，梅毒横扫法兰西、德国、瑞士、荷兰、匈牙利与俄国。丢勒(Albrecht Dürer)在一封写于旅行途中的信里向朋友描述说，“几乎每个人都染上了这种病。”

　　当美洲大陆被发现吋，罗马一年从妓院所征的税收就已达3万斯库之多。历史学家马里诺·塞诺多估计在威尼斯的30万人口中就有12万名妓女。因此它的传播如此迅猛也就不难理解了。

　　在梅毒第一次大流行之初，许多人还将它与痳疯混淆不分。他们知道这种病经由接触传染，而早期的梅毒可能除了性交传染外，还有许多感染方式。意大利人这种病叫做“法国病”.而入侵的法国人非常愤怒把这种病叫做“那不勒斯病”,当时德国人则称它为“西班牙疮”；

　　随着梅毒的爆发，意大利、土耳其与英国人谴责法兰西人。法兰西人谴责意大利人。俄国人谴责波兰人。西班牙人谴责土著。印度与日本人则谴责葡萄牙人。1497年，巴黎政府发布了一份通告，驱逐所有原籍不是巴黎的梅毒患者。而苏格兰的阿伯丁郡的参议会颁发规定，为了保护居民，预防这种从法国传来的疾病，妓女被要求停止工作，违者被打上烙印。

　　梅毒的传播广泛，从某种意义上改变了人类社会，比如不服气拿破仑失败的法国人就说，法国不是败给俄罗斯的寒冷天气 也不是败给俄罗斯的军队，而是梅毒。因为40%的阵亡战士患有梅毒！莫扎特、莫泊桑、贝多芬这些人都患过严重的梅毒。梅毒具有遗传性，易卜生的《群鬼》中就描写一个无药可医的白痴梅毒病人欧士华，原来他是遗传性梅毒病人！梅毒晚期会导致精神病变的。另外一个法国戏剧家白欧里的戏剧《梅毒》也提到一位青年生活放荡，以至于最后和他那位妻子表妹生下了一个患有遗传性梅毒的孩子。

　　然而2006年，英国布雷德福德大学的研究人员挖掘出了英国哈尔市一个修道院的坟墓中的尸骨，发现尸骨中 含有梅毒。对尸骨测定年龄。最后估计这些尸体是1300年至1450年间生活在世上的僧侣。

　　而哥伦布航海是在后来的1492年至1502年，而且只是 在1502年才到达中南美洲的加勒比海沿岸地区。也就是说在哥伦布航海之前，欧洲就已经有梅毒了。然而无论如何，梅毒在西方文明世界流行大致在哥伦布航海此一期间发生，并从此与西方文明亦步亦趋了几近五个世纪。多数人愿意相信这种流行病是美洲送给欧洲的见面礼。

　　谁都不愿意把这个不光彩的病与自己的国家或城市联系上，自然当时的医师也不愿对“人体最不名誉．最下流的部位”的疾病进行检查. 更由于这种来历不明的病在欧洲大陆上主要出现在公共浴室、妓院和名声不好的小酒馆，所以人们把这种疾病称为“性病”。由于不知道它的病因，那时的医生用禁食、出汗、放血和排泄等疗法治疗这种疾病。然而效果甚微。

　　“神在任何疾病的发源地，必定会提供这种病的治疗方法。” 当时的医学界一句流行话得到验证，很快的，留在美洲的西班牙人发现当地的愈疮木对治疗梅毒有奇特的效验。据说，印第安人用愈疮木的煎汁治好了很多种皮肤病。

　　“创造奇迹”的愈疮木几乎神化，他是文艺复兴时代的“神药”。在史特拉达诺(Stradanus)的“梅毒报告”(Nova Reperta)中有一幅铜雕，描写医界盛赞愈疮木的情景。在雕像中，左侧的隔间是一处卖淫的所在，可以看见病人神奇复原的景象。病人躺在左侧床上，正在饮用愈疮木汤，这是病人在十至十四天中的唯一营养品。医师站在病人面前，手中握着一枝常青树，代表康复的象征。图右是一名仆人坐在地上，正在劈愈疮木。附近两个帮手在协助他秤量重量和烹煮。愈疮木的泡沫也可以用来抹擦病人的下疳。

　　这使得一个实力雄厚的贸易家傅格斯(Fuggers)——一名奥兹堡的商人进口并垄断大批愈疮木，从中获得了丰厚的利润——直到滥用它的治疗方法威胁到人的生命时，愈疮木的光环才消失了。

　　图：“为了一人愉快，千人受害。”治疗梅毒的大烤炉上的名言。

　　图：为梅毒命名的流行病学家弗兰卡斯特罗。

　　图：梅毒病人接受水银疗法之后引起中毒。

　　图：赫顿，《梅毒日记》的作者。

　　图：梅毒治疗诊所的病人们：右侧病人在接受水银软膏按摩，左侧女病人在“双重浴桶”中洗浴。后侧的卧床病人在做水银蒸气吸入治疗，至于前方的女病人已经进入末期，医师已宣布放弃，她的鼻子与四肢正在逐渐腐蚀。

　　图：梅毒病患者躺在床上奄奄一息。

　　赫顿日记

　　梅毒这一名称在1503年在欧洲正式出现。在此之前梅毒出现过300多种各式各样的名字，但是只有在世界第一位流行病学家弗兰卡斯特罗医生(Hieronymus Fracastorius 1483-1553，他同时也是一位医师、诗人、物理学家、地质学家、星象学家、病理学家。)出版了一册医学诗，名为《梅毒》(Syphilis sive Morbus Gallicus)，这才确定下来，并沿用至今。

　　他借用了一首古希腊神话诗中的牧羊人的名字内非勒斯(syphilus)给梅毒命了名。西菲勒斯触怒了天神阿波罗，神为了报复，让这个年青人的肢体断落，让他的骨头，牙齿暴露直到腐烂，他的呼吸发出臭气，而且不能发出声音。

　　新名称使得对抗这种疾病的力量突然结合起来，因此迅速得到了认同。

　　在诗中，弗兰卡斯特罗摘录了有关梅毒及其治疗、事实与寓言的知识，也叙述了水银及愈疮木的疗法。它为梅毒做了生动而明晰的临床描绘。

　　对梅毒的研究，将弗兰卡斯特罗引到其它流行病上。他最早认出斑疹伤寒，并在公元1546年出版了著名的《传染病学》(De Contagione)。这部作品惊人的提及细菌学，推测，“有许多无法感知的“疾病的种籽”，它们在迅速繁殖……”。他认为传染有三种途径：一种通过简单接触；另一种是通过一些载体，如衣服，床单或个人物品；第三种是通过传播，如细菌在空气中传播。并区分了中毒(比如被蛇咬)与传染，讲述了消灭细菌的必要性。他在描写定义为传染病的肺结核时写到，“可以用腐蚀剂来消灭细菌”，“没有更好的治疗方法”，

　　——这距离人类通过显微镜发现细菌还有很长一段时间，完全是一个超越时代的论断。他的想法既然不能用实验观察来证实，因此当时也没能被更多的人接受。

　　虽然弗兰卡斯特罗对梅毒的性质做了敏锐观察，他仍然相信星辰的混乱是疾病的起因。星象学之于他，就像细菌学之于瓦瑟曼(August Von Wassermann 1866-1925)一样真实。

　　当时外科医生对待梅毒这一仿佛从外星球空降下来的疾病束手无策，于是病人落入那些为了金钱信口承诺的江湖庸医手上，他们舍弃盖仑所提供的草药传统，进入金属治疗的时代。让病人外用和内服水银治疗梅毒。但由于水银毒性大，常常引起皮炎和严重的器官损伤，造成病人慢性中毒。所以不久之后，有道德的医生就放弃了用水银治疗。古希腊医生第奥库里德(Dioskurides)在其著名的药物学说里，早就建议不要过度使用水银治疗疾病。另外，荷兰语中“江湖医生”(Qacksalber)这个词就来源于过去医生使用的水银(Quecksilber)。

　　当然，水银疗法也不是一无是处，至少对于梅毒来说，在1497年-1907年这段时间，医生们在临床应用过程中反复改进剂型和用法，当时多用肌肉注射法，水银有抑制梅毒螺旋体的作用，但毒性较大，同时也开始用碘治疗梅毒，但碘剂不能杀灭螺旋体，只有消散肉芽肿的作用，常用于三期梅毒树胶肿。碘剂只能作晚期梅毒的辅助药物。

　　人文主义者、时代批评家赫顿(Ulrich von Hutten，1488—1523)患梅毒后，不得不进行11次外用水银治疗，没有谁比他对治疗所带来的痛苦和后果描述得更加细致和深刻：流涎不止，语言障碍，口腔发炎，手指发抖，眼睑颤动，舌头颤抖，头部巨痛，尿潴留，人格变化，易紧张激动。他对自己充满悲悯的写道：“脓疱像槲子般粒粒突起，发出污秽与恶臭的物质，让任何嗅到这种臭味的人，都相信他生了病。”

　　他在20岁以前，就已染上梅毒，并开始摘记接受治疗的经过。这本多年的病史成了一部无价的报告。当赫顿于公元1519年出版这部书时，将它题给大主教埃布尔(Alben of Mayence)。他对梅毒的记录，就像昆赛(de Quincey)后来记录鸦片一样。

　　在赫顿《梅毒日记》中，当他流出的脓已经开始侵蚀组织，他不得不接受水银疗法，医师用滚烫的水银膏搽在他的脓疱上。随后，他被推进一个密闭的大火炉中，以免接触新鲜空气，许多体质较差的病人就在这个过程中，死于窒息或心脏衰竭。他住了30天，接受饥饿疗法。火炉用炽热的煤熏蒸着，病人在炉中不断覆以新的毛巾。总之在经受常人难以想像的折磨之后，多数人宁愿选择一死，但赫顿却在十多次水银疗法后康复了。后来，当愈疮木流行时，他在饮用愈疮木汁四十天后彻底康复了。

　　从1907年-1943年，治疗梅毒进入了砷剂治疗时期，1905年梅毒的病原体被发现后，德国内科学家和血清研究者保罗·埃尔利希(Paul Ehrlich，1854—1915)和日本人秦佐八郎(Sahachiro Hata，1873—1938)研制出了“救命的砷制剂”洒尔佛散。砷剂可杀灭梅毒螺旋体及其它螺旋体。以后又出现了铋剂治疗梅毒。铋剂 治疗梅毒的疗效优于水银。

　　1943年随着青霉素的发明，开创了梅毒治疗的新时代。青霉素治疗梅毒，有强烈的抑制梅毒螺旋体的作 用，在长期应用中发现青霉素治疗梅毒疗效快，副使用小，杀 灭螺旋体彻底，其后50年代开始又引入其他抗生素治疗梅毒。在今天，梅毒已经不像六个世纪前那样恐怖了。

　　图：帕拉塞萨斯理想化的绘像。

　　图：帕拉塞萨斯于公元1536年出版了名著《外伤学》中的一幅木刻像，描绘的是外科医师治疗溃疡的腿。

　　图：炼金术士指望着火炉中的金属变成黄金。

　　图：帕拉塞萨斯的玻璃器皿，用于测定尿液。器皿分为廿四部分，极为繁复，分别与人体相对应，用以查知疾病的病源。

　　图：帕拉塞萨斯剑柄中的秘药，传说可以“治疗一切疾病。”

　　图：帕拉塞萨斯像君王一样在为学生们讲课。

　　图：炼金术士的实验室，炼金术士正在炼制第五元素（土、水、火、风以外的宇宙元素）。吃蛇的狮子是融制遏程的象徵。十二宫的图像（蜥蜴、蛇等）代表各种物质，代表重要的炼金材料。

　　图：土、水、火、风四大宇宙元素拟人化形象。

　　新的救世主

　　“我才是君王，而君王属于我。” 巴塞尔大学校长帕拉塞萨斯(Paracesus 1493—1541)敲打着桌子,告诉他的学生们，在他以前的所有医师都是大白痴——盖仑是个骗子，阿森维纳只是厨房中的领袖。他将自己封为十六世纪医学的救世主。在书中发出一道又一道圣谕：“没有科学和经验，谁也不能作医生”。

　　帕拉塞萨斯，一个奇怪的人，他的崇拜者和批评者一样多，他用一生时间也没能决定他的主要兴趣是在自然科学上还是在巫术、犹太教神秘哲学或炼金术上。而也许，在他的眼中，他们从来是一体的，不可分割的。

　　他用尖利而刻薄嗓子嘲弄当代医学嘲弄同行，他说，过去的医学只能成功的“塑造出死尸”。医师只不过将他们拥有的少许常识，贩卖给一无所知的病人。他们需要经验、旅行与谦卑。对于他在巴塞尔的同事，以及其它所有的正教医师，他说：“即使苍蝇都不愿意与他们同坐。” 他嘲笑经院哲学的医学家们，说他们“终生在炉边坐拥书城，而乘在一只愚蠢的船上。”他说：“我的著作不象别的医生那样，抄袭希波克拉底和盖仑，我是以经验为基础，用劳动写成的。”

　　总之，作为一位深思的心理学家，以及医学化学的创始人。他挥舞大棍子去打倒一切，去成为一个伟大的偶像破坏者，在这些大话与烟雾之后，整个医学领域开始分化。威汀顿(Withingtion)曾说：“他在大吹喇叭，而且吹得十分响亮——盖仑的高墙就逐渐崩溃了。”

　　帕拉塞萨斯于1493年出生在瑞士的恩塞德恩，父亲是位医生。

　　“医师应该用脚踏遍自然的大书。”，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他在1517—1526年期间漫游全欧，利用旅游间隙在维也纳、科隆、巴黎和蒙彼利埃学习。他自己说他于1519年在费拉拉学院获得医学学位，在莱奥尼塞纽斯获得硕士学位，但没有文件能够证明。

　　终其一生，他始终在浪迹天涯。从他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他访问过伊比利亚岛、波美拉尼亚、波兰、立陶宛和俄罗斯，他在荷兰和威尼斯担任过军医，也到过康沃尔和瑞典的锡矿。

　　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他一有所得，便提笔记录，任意挥洒自己的才能，他写到：“我经常冒着生命危险去寻找我的艺术。我从不为向妓女、屠夫和理发师请教那些对我有用的知识而感到羞耻。”

　　1526年，这位不安分的“伟大骗子”终于停下他流浪脚步。

　　那年，巴塞尔的一位书商弗罗本，因长期受到腿病的折磨，医生建议他进行截肢手术。幸运的是，帕拉塞萨斯出现了，并在很短时间的治好了他的腿。弗罗本为他在朋友中传扬好声名，帕拉塞萨斯每一次都治好他们身上一直无药可医的痼疾。基于此，他赢得了当地贵族的信任，在推荐下，他被任命为巴塞尔大学校长，同时担任巴塞尔地区参议会的官方医生。

　　帕拉塞萨斯在大学上任时所作的演讲可谓信心爆棚，没有一句提到追慕前贤的话，而是说： “感谢巴塞尔政府对我的任命，这对我来说是一项荣誉，我将每天用两个小时时间来向学生详细解釋我的治疗方案，尽最大的努力使听众受益。” 显然，他支持希波克拉底关于医生的岗位是在患者病床旁的原则。 “医生的品质比任何药物更能影响患者的康复”这句话中所指的最好的临床医生就是帕拉塞萨斯。

　　在他在教学时把学生聚集在病人床边，而不是在课堂上，他把在各地旅行的时候观察到的工人、农民和商人的疾病区分开了，对矿工的肺病的锐利观察，使他确认第一例职业病。总之，他把知识无私的传授给学生，要他们成为一位名副其实的临床家。他反对中世纪以来复杂的复方，主张简化处方。认为完美的医师同时也是哲学家、星象家、镰金术士，更重要的是一个有德之人。这些特质的医师，远胜于那些只知机械技术的人。

　　像他这样打破传统的人，最多只能在大学呆上两年，他用用“只适合对马演说”的日耳曼文代替长期使用的拉丁语教学。在讲坛放置火盆，公开烧毁盖伦和阿维森纳的著作，而后，他开始讲课：“诸位，让我们从头再来过。”他谴责胆小的人们在多个世纪以来医学上的退步。他对他的新同事也进行了抨击，谴责他们传播错误思想，总之，他是个四处开火的大炮筒。

　　最终，他就被迫放弃短暂而灿烂的教学生涯，离开了巴塞尔，重新回到了原来流浪医生的生活。

　　人们对他在不停地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的旅游中还能写出如此多的著作表示惊讶，他却声称，他出版了厚厚的观念全书，只是为了暴露同行们的愚蠢，他提出的创见都是前人所未能发现，他还是精神病学的前导，一位聪敏的精神病学家，认为人是由互不兼容的神性与兽性组成，而人如果要实现自己，就必须克制兽性。这和精神分析理论中的本我与超我之战，遥相呼应，可以说是弗罗伊德的前辈。他对癫痫作了重要的观察，并认为麻痹和语言障碍与头部的伤害有关。在分别精神病的类别时，他将精神薄弱的人比喻为健康的狗，而精神病人则是疯狗。更为难得的是，他认为一切精神病都是“自然的”。疯狂会引出“兽性的智慧”，但“人性的智慧”却不受影响，而且“不会得病”。这个说法明白识别了原始驱力控制着疯狂，而理性的力量则维持清醒——偏执的逻辑总是建基于错误的前提上。

　　对于治疗精神病，他没有太大的自信，当然，即便到今天，也没有多少医生在这方面有自信，但是他从哲学的角度去看待他的病人，他说：“你应当治疗精神问题，因为病的根源在精神。信心可以引起疾病，也可以治愈许多疾病。”因为意志或精神对肉体有极强烈的作用。他还特别指出，女人和男人的“世界完全不同”，所以医师得用不同的方法治疗女人。他甚至体会出“潜意识”——“它没有任何实质，却有很强烈的作用。”

　　帕拉塞萨斯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哲学家，一个追求神的智慧的人，他非常关心人的永恒或灵魂，认为医师不应该只是“制造药丸的人”，或是生意人，而应该是神的使者，神是至高无上的医师。在他看来，肉体是“活的解剖学”，是宇宙的一部分。因此，医学是神的使命，医师必须从“大便和药壶”中抬起头来，探望星辰。他的解剖学关心的不是肌肉，而是人体的化学元素。这显然和当时的解剖学进展的思潮格格不入，文艺复兴最杰出的医师们往往强调摆脱神的干扰，努力去接近人。他提出了新陈代谢的概念，认为化学的和生命的法则统治着人体。对于药物的治疗原理主张象征学说，认为各种药用植物的外形决定它的治疗作用。

　　帕拉塞萨斯于1566年所发表的论文《Elemental Sprites》当中，他对古老的四元素重新定义，向神话向炼金术靠近而不是医学，这些定义如此有趣，完全的拟人化了，得以被人们想像与理解，以至于影响后来的一大堆奇幻小说。

　　风元素是席尔芙（Sylph，由帕拉塞萨斯所虚构，其来源根据推测有部份是来自于希腊与埃及的神话学。）地元素是诺姆（Gnome，由帕拉塞萨斯所虚构，其起源大概是来自于传说中的地精。）火元素是撒拉曼达（Salamander，由帕拉塞萨斯所 虚构，源自于传说。这个传说的由来是：古人认为当蝾螈出现时，它会在火里建造自己的住所，而且越热越好。同样的，在纹章学当中火指的是一只在火焰中的蝾 螈，而不是一般人认为的蜥蜴。因此，早期西方的旅者到中国时，会向当地人展示者有哪些布料──或许真如他们所说的那样－－是编织上了蝾螈的羊毛料：意指这 种布料并不用担心会被火烧着。后来，帕拉塞萨斯便提出了火元素的精灵是蝾螈的说法）。还有最后一个元素，水元素是温蒂妮（Undine，或作Ondine，由帕拉塞萨斯所虚构，源自于赫密斯神话里的水之女神。）

　　我们看到这位伟大的医学家，这位后来被称为医学化学之父，现代化学疗法的教父，是如何努力去打通神学和医学之间的桥梁，尝试辟出一条生路，指向医术根源的新途径。过去，医疗一直是草药的天下。现在，他发明了一套生命的化学观，以天地为医师的药店，将炼金术成功的用于医疗领域，他召唤出古老的元素，并驱使它们去拯救病人。他坚定的认为神创造世界，生命来自“活素”(Archaeus)。物质来自三种原素，即硫磺、水银和盐。因为他在实验中发现，在蒸馏瓶中的蒸气浓缩后的产物是硫磺，水银是残留的少量的浓稠液体，盐是干燥的残渣。他相信占星术，认为“木星影响肝脏、火星影响胆囊、月球影响脑、太阳影响心脏、土星影响脾脏、水星影响肺脏、金星影响肾脏”。

　　帕拉塞萨斯乐意自我神话，时人传说他随身携带的剑柄中，藏有一枚真正的哲人之石，能治百病，是宇宙的秘药。对此，帕拉塞萨斯未置可否。炼金术士所谓的秘药，就是利用各种药物、矿物，蒸馏提炼出新的药方，或从金属中分离出能够治病的精髓。因此他提倡应用许多化学品，如铅、硫磺、铁、砷、硫酸铜甚至汞剂作为药物，对治疗梅毒应用汞剂起了推广作用。他也提倡鸦片配剂 和酒制浸膏，

　　他的这一理论让炼金术们不再无事可做，不在去探寻乌有的炼金法则。他们大批涌入矿物世界，探寻新药。他们选择一些单纯的矿物，像锡、银或硫磺，弥补盖仑时代已有的药粉、药膏。为人类开创一个发现化学的新时代。

　　然而金属治疗的副作用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很快有道德的医生们站了出来，警告病人，金属药物会使人中毒。帕拉塞萨斯显然也为此困扰，但是即便如此，他还是乐观的认为 “你们所谓的毒物，比马车的润滑油要有效得多……你们却用润滑油涂搽病人。”

　　总之，探索金属药物新路已经开创，自然有后来人继续下去。

　　公元1541年，沙兹堡主教特准帕拉塞萨斯在当地避难，但他却在几星期后的9月24日过世了，年仅48岁。

　　不幸的是，他的追随者们保留了帕拉塞萨斯的神秘色彩，却把他启发的许多重要观念遗弃了。

　　图：盖仑学说中的血液循环。

　　图：医生盖仑(129—199)进行动物解剖，出自1562年版的盖仑著作的扉页。

　　图：17世纪初，一个解剖观摩课上公开展示人体解剖的情形。

　　图：1829年1月末，英国杀人犯威廉·布克在25000名愤怒的群众面前被绞死。布克和一个同伙谋杀了一个人，把尸体卖给爱丁堡大学解剖学院

　　图：解剖一个被绞死的犯人出自一位画家的的铜版讽刺画。

　　图：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医实验室。

　　图：中世纪晚期解剖一位妇女的尸体

　　你有几根花花肠子我都知道

　　“解剖学之所以对我具有双重价值，是因为它在满足我求知欲的同时，也教会我如何忍受令人厌恶的情景。”这是歌德说过的话，今天，我们可以说是把自己——也就是“人”本身——“看透了”。

　　人身上有几块儿骨头、几块儿肉，心、肝、脾、肺长什么样儿，“你有几根花花肠子我都知道”

　　人，了解自身的构造，用手术刀去和人体对话，这就是“人体解剖学”。解剖学是医学的基础, 解剖学对 医生犹如设计图纸对建筑师一样．

　　传说在公元前2800年以前，埃及人在制作木乃伊的时候，就对内脏进行了解剖处理，从埃及的象 形文字中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已经掌握了一些初步的解剖知识。但那时的解剖知识只是一些零散的、片断的经验知识。

　　古希腊克鲁顿城的阿耳克美翁（Alcmaeon，约公元前500年）是历史上第一个解剖学家。据记载，在生物学史上比较早的解剖学方面的专著，就是阿耳克美翁在解剖了大量动物尸体的基础上写成的。他认为，要想得到解剖学的知识，就必须系统地解剖 动物的尸体，特别是进行动物的活体解剖。随后其他一些医家通过观察受伤者、裸体运动员、摔跤运动员、遇难者或者木乃伊制作中的尸体，获得有关人体组织构成的知识。只有个别离经叛道的人敢于违反解剖尸体的禁令。公元前3世纪著名的亚历山大医学院的教师们，曾经解剖过被绞刑处死的死者尸体，甚至对罪犯进行活体解剖，从对解剖技术和用语进行过一些改进，进行过一些零散的、最早的比较解剖学和病理解剖学方面的研 究。而在中国公元前4世纪左右，也出现了记载人体解剖知识和气血循环理论的《扁鹊难经》、《内经》等医书。　

　　然而，在古代，宗教的力量绝对不允许人们系统地解剖分析尸体，认为这是对人的不尊重，对神的亵渎。印度婆罗门教的教义甚至禁止触摸死人，违反教义者要被逐出教团。因此局限于通过观察动物内脏和打开即将腐烂的动物尸体，来获得解剖学的知识要达到多高的成就不难想像了。

　　盖仑把从动物解剖中获得的结论，毫不犹豫地用在了人体上，因此，他的许多观点不符合人体实际情况，便不足为怪。整个中世纪，在医药史上被称为"猴子解剖学家"盖仑，一直被奉为最高权威。然而私下里那些急迫在医学方面取得新的进展的医学家们——既有神甫，也有普通教徒——他们对教会的监督感到气愤，《圣经》里可是没有写着解剖尸体同宗教信仰不能统一!

　　随着大学的兴起，全欧洲的医科大学生们都到波伦亚、帕多瓦、撒雷诺接受教育。尽管教会激烈反对医学院解剖人体，首批解剖室竟然出现在宗教信仰严格的意大利。紧接其后的是西班牙、法国、英国等国的医学院都效仿意大利增设解剖专业。

　　直到维萨里创建了现代人体解剖学之后，一些世俗大学建立在一片喧哗声中建起了所谓的"解剖室"。在这里，思想激进的医学家们，通过实践或演示，讲授解剖学的知识。

　　16世纪一个亲身经历过解剖学课程的人记叙了当时的情景：解剖室里挤满了医科大学生，还有"其他很多男士和市民"，以及"年轻的小姐，好像她们是男人一样"。许多修道士安静的座位上聆听教授讲课，观看解剖人体的全过程。第一天他们可以看到腹部的内脏，第二天看到胸部器官，第三天看到颅内，第四天看到四肢及其肌肉、血管、神经、骨头和脊柱。当然，非专业人士必须付钱。而要想看人体的隐私部位，更要额外付钱。

　　解剖学发展需要大量的尸体，政府很快发现解剖对查明死者的死因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14世纪中期，当死者的死因不明时，法官便委托大学里的外科医生指定验尸时间。

　　随着医师解剖得出的结论日所法官信赖，1526年颁布的维尔茨堡法院规章中规定，出庭并宣誓的外科医生每解剖一具尸体，便可获得20芬尼的报酬。而四年之后，由卡尔五世皇帝制定颁布的德国第一部普通刑事和刑事诉讼法--"刑法法规"首次规定请医生协助调查和鉴别死伤的真相。

　　在受到暴力伤害和死因不明时，解剖始终是必不可少的调查手段。法医学在法学家、刑法学家费尔巴哈(公元1775-1833)的努力下，最终成为医学中一门独立的学科，

　　尸体来源一直是个难题，常常会出现盗尸、甚至"为科学而谋杀"的犯罪行为。

　　1828年，爱丁堡发生一件骇人听闻的事件，一对格雷夫妇发现他们曾经住过的客栈出现了血迹还有陌生人的尸体。警察局侦探在录完口供以后，马上和警察局的医生一起前往小客栈，但是他们没有找到尸体。他们想到了附近的的解剖学教授罗伯特·诺克斯正因缺乏解剖材料以金币购买新鲜尸体的事情。

　　警察们当即赶到解剖室，命令看守打开存放尸体的地下室。格雷夫妇辨认被谋杀者的尸体。原来是客栈的老板布克为了金币而谋杀租客，而且这并不是第一次。这一事件使当时的英格兰人和苏格兰人陷入了恐慌之中。1829年1月28日，布克被当众绞死。

　　此事的余波使得欧洲各国议会不断地就制定解剖学法展开讨论。最终，法律规定"自杀者、受绞刑的宛和死后无人收尸的犯人、孤儿和无名者的体，可以提供给解剖学院进行科学研究"。并于1889年制定了第一部解剖学法。

　　图：维萨里——人体解剖学的创建人，约翰·冯·卡尔克(Johann von Calcar)为维萨里名作《人体的结构》制作的木刻。

　　图：维萨里拼成的第一个人体骨骼标本,出自《人体的结构》(1543年)。

　　图：维萨里在秘密解剖。他的朋友韩曼所绘。

　　图：维萨里与朋友从绞弄台上偷取尸骸。他们将尸骨撕成碎片，然后转入袋子，以便通过歇市镇的大门。后来维萨里成名了，帕度亚欣然供应他许多尸体。

　　图：早期的解剖学者在墓地收集骨骼。维萨里和他的伙伴地巴黎市郊，就以这种方式掠夺骨骸。这些年轻人以能蒙上双眼而辨出人体骨骼自傲。

　　图：《人体的结构》一书中的木刻，一般认为是提香的学生卡儿卡手笔

　　图：文艺复兴时期的解剖课堂。

　　图：公元1559年，维萨里被召往法兰西亨利二世病床前，当时名医柏雷也在场。二世在一次骑士枪术大赛中，遭断矛击中右眼上方。维萨里认为他已经没有希望了。

　　解剖学之父

　　被人们称为解剖学之父的人不是列奥纳多·达·芬奇，而是一个名叫安德鲁斯·维萨里(1514—1563年)的比利时人。

　　他生于布鲁塞尔，是个药剂师的儿子。他的家族来自莱因河畔的维塞尔(Wesel)，因此取名维萨里。先后在卢维思、蒙彼利埃和巴黎习医，但在巴黎时，他对解剖教导的方法十分厌恶。他的教授安德纳什(Andernach)很推崇盖仑，因而解剖学自低等动物的脚讲起，而且尸体解剖只是用来证实盖仑的学说。面对围坐成半圆形的大学生，让理发师——一种从事外科手术、地位低下的职业——用大刀粗鲁地切开人尸体的肌肤。

　　一天，当教授在解剖时发生错误，维萨里提出抗议，并给请上台去提出证明。他的解剖技术立刻震惊全班。这个倔强的离经叛道者偶尔敢于从绞刑架上偷下罪犯的尸体，仔细地观察它的形状。“在半小时内，没有一根骨头我们摸不出结果来了。” 维萨里和同学经常到巴黎近郊，四出抢掠骨骸。他们以蒙上双眼辨识骨头的本事彼此打赌。他和达芬奇一样，在微弱的烛光下偷偷地彻夜观察，最终掌握了精湛熟练的解剖技术和珍贵可靠的第一手材料。

　　有一次，维萨里居然从绞刑架上搞到了一个罪犯的整个骨头架子，上面的肌肉几乎已被乌鸦吃光。骨头架子掉在地上摔散了。他迅速地捡起一块块尸骨，装在袋子里，拖回家中。很庆幸的是一路没有人在意他的行为。他用容器把尸骨煮过，刮干净，晾干、漂白，经过这一系列手续之后，再把它们重新组拼成一个骨头架子。于是，世界上第一个人体骨骼标本诞生了。

　　很自然的，他成为学校最臭名昭著的学生，学校当局不但不批准他考取学位，而且还将他开除了学籍。从那时起，维萨里被迫离开了巴黎。　

　　1537年，他去了帕多瓦，成为帕多瓦的解剖学教授，帕多瓦当时是欧洲数一数二的医校，欣然供应他许多尸体。他在帕度亚创下一项纪录，每堂课吸引了五百名学生与医师前往——都引烦望着他解剖。他讲课时明晰而专注，同时还用门脉、血管、生殖与骨骼系统的图表，做为辅助。这些“视觉辅助”教材是他与当时向提香学习绘画的同胞史蒂芬·卡尔卡联手合作的。卡尔卡为维萨里的著作配上了精致的插图，这也使他自己享有解剖学家的名声。当时，他的同行都很想要这些图表。同年，维萨里被任命为帕多瓦地区的医学和解剖学的主席。

　　1538年，维萨里挑选其中六幅付印，命名为《六张解剖桌》付梓出版，书中图文并茂，立刻倾售一空。

　　随后的5年时间里，维萨里逐渐拋弃了盖伦学说的束缚，集中心力于他的著作，1543年解剖学史上不朽之作——七卷本的《人体的结构》横空出世，他才28岁。此书与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同年出版，成为推翻宗教神学的最有影响的两部著作。

　　此书并未在就近的威尼斯出版而是在巴塞尔出版的，因为巴塞尔的出版商奥波林是当时著名的人文主义者，深知此书的价值，维萨里得到了他的支持。这本书的出版在当时的医学界引起了轩然大波，大部分的大学老师都是盖伦的信徒，强烈地抵制维萨里著作中所讲述的真理，并慢慢的震动了整个欧洲的学术界。在反对和攻击他的人中包括他的老师西尔维(Sylvius)，他曾称维萨里为“维三流”(Vesanius)，或称他疯子。例如维氏指责盖仑描述的弯曲腿骨是狗的骨骼，西尔维竟可笑地辩解说盖仑时代人的腿骨是弯曲的，现今因人们穿裤腿狭而变直，他以为如果任之自然，不加干涉，仍可以恢复弯曲状态。

　　其实最大的阻力来自于教会，当时教会坚持《圣经》的说法，他们假想人体内有一个复活骨，又谓男子的肋骨每边少一根，以切合圣经之记载：夏娃是亚当的一根肋骨变成的。维萨里的记载与教会的学说发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从此以后，维氏就不断地遭到教会的种种迫害。

　　《人体之构造》是一部7大卷663页对折版巨著，内有278幅精美的木刻插图，所画尸体均呈运动状态，显示了部分器官的机能概念，反映了文艺复兴时代人文主义精神特征。由于他严格要求实际的证据，解决了许多过去的困惑。他使科学与艺术首次做了完美的结合。可以这么说，维萨里一口气给了医学客观的方法，视觉的媒介，以及确切不移的解剖学基础。

　　在该书的序言中提到医生必须要有解剖学的知识。同时他反对当时由市侩药商来掌握管医药，并指出医师地位低下是阻碍医学发展的原因。对于解剖学，他强调必须亲自操作，他说：“我要以人体本身的解剖来阐明人体之构造为己任。盖仑过去进行尸体解剖，不是人的，是动物的，多半都是猴子的。这不是他的过失，因为他没有机会解剖人体。但是现在有了人体可供观察，却仍坚持错误的人们才是有罪的。难道为了纪念一位伟大的活动家必须表现为重复他的错误!”

　　他批判以往医学教皇盖仑的学说没有科学，完全是信口开河，指出其中二百多处错误。第一次与盖仑相反地描述了静脉和人类心脏的解剖。他仔细描述了纵隔及系膜的解剖学结构。他改正了盖仑关于肝、胆管、子宫和颌骨的解剖上的错误，说明了胸骨的结构和构成骶骨的骨数。特别是关于心脏的结构，维萨里否定了盖仑的心室中隔有孔的说法，同时描述了心脏辦膜的正确结构，为血液循环的发现奠定了基础。书的最后一章讨论活体解剖，与盖仑的说法相争论，并证明将动物的喉头切开后仍可用人工呼吸维持其生命。他还提到不同种族头盖形状的变化，如日耳曼人的短头，弗兰德斯人的长头。他写道：“解剖学应该研究活的、而不是死的结构。人体的所有器官、骨骼、肌肉、血管和神经都是密切相互联系的，每一部分都是有活力的组织单位。”

　　当然维萨里的著作本身并不是完全没有瑕疵的。他没有对循环系统进行彻底了解，他认为眼睛的晶体在眼球的中间；腔静脉是从肝脏引出的；在鼻子里有一块肌肉；人脑中有7条(而不是12条)脑神经。

　　《人体的结构》出版后，在基督教会压力下，在愤怒与懊丧的情绪下，他将他所有未出版的书都集中在一起付之一炬，他放弃了自由的教学，放弃了解剖学。更也许他遭遇到许多人遭遇过的一个医学难题：纯粹研究或医疗欲望的抉择。总之，维萨里选择了离开帕多瓦，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Charles V按即西班牙的Charles I，在位1516-1556)的宫廷医师。  

　　维萨里成为医生之后，获得的声名并不亚于从事解剖的时候。他医疗生涯中最光彩的一笔值得一提：有一天，腓力二世(Philip的儿子卡洛斯王子(Prince Don Carlos)在宫廷楼梯上追逐一名宫女，不小心坠楼受伤。从此一直卧病在床，不断发高烧，在群医束手的情况下，维萨里前来救助。他在王子前额开了两条刀口，将脓汁放出，手术效果非常明显，病人很快康复了。

　　公元1559年，维萨里被召往法兰西亨利二世病床前，当时另一位名医柏雷也在场。二世在一次骑士枪术大赛申，遭断矛擎中右眼上方。维萨里用“有罪的”矛尖刺四名已死犯人，在做过这样的实验中，他研究这种伤害的本质，认为没有希望了曾

　　可以想像，维萨里的执医成就会激起他那西班牙同事的嫉妒，特别在阴谋重重的宫廷中，像他这样一心想要找到纯粹研究的乐趣的人，却偏偏待在一个“找不到一根骨头”可供解剖的国家，只能让维萨里既忧郁又厌恶。在此期间，他遭到同僚们的猜忌排斥，并经常遭到宗教裁判所的传询。当时，宗教裁判所指控他解剖了一具尚未死去的人体，事件的起因是有一次，维萨里为西班牙的一位贵族做验尸解剖，当剖开胸膛时，监视官说心脏还在跳动，便以此为借口，诬陷维萨里用活人做解 剖。宗教裁判所趁机提起公诉，最后判了维萨里死罪。由于国王腓力二世出面干预，改判往耶路撒冷朝圣。

　　公元1564年的圣城之旅，在维萨里自巴勒斯坦归国时，船只遇到海难，好不容易漂流到赞德岛(Zante)上，最终却死于饥饿与日炙，时年50.

　　战争是外科学之父

　　图：16世纪装有应急用品的战地急救箱

　　图：16世纪伤科军医和助手。

　　图：16世纪用正骨器械做胳臂牵引

　　图：16世纪用热烙铁烫伤口

　　图：外科医生正在为病人实行钻颅术，出自《精密的循环系统》一书。

　　图：火器时代的来临给外科学带来了新的难题。

　　左图：外科医师助手将软膏和药粉塞进医师提包。

　　右图：用于治疗骨折、脱臼等外科病症的工具。出自格斯多夫的作品。

　　图：《军事外科记要》为步兵军事医学奠定了理论基础。作者格斯多夫首次绘制了现存最早的截肢手术图。因为担心麻醉的副作用，他做了两百次截肢手术，却从未用过麻醉药。

　　图：外科医师打断接合不良的腿——出自1497年出版的《理发外科学》。

　　图：格斯多夫书中绘制的下肢牵引机，附有一段广告词：当我伤及腿和股，病重将一命呜呼，祈求神让格斯多夫为我做艺术的手术吧。

　　中世纪时医生是分等级的，内科医生地位超然，而外科医生却不能参加学术团体的。学院派的们医学家学习和教授外科学，但认为拿手术刀是十分丢脸的事，他们在进行外科手术所做的工作就是监督他们从铁匠、刽子手、澡堂工和理发师行业里招募来的助手。“Chirurgie”(外科)这一词便是从希腊语“cheir”(手)和“ergon”(工)演变而来的。尽管皇帝一再颁布法令，强调外科和从事外科治疗行业的“高尚”却无济于事。

　　文艺复兴时期的外科医生等级严格是今天难以想像的——如作膀胱结石术的医生地位较高，而作当时流行的放血术或替人取除胼胝体一类小手术的外科医生地位较低。他们穿的服装也不相同，法律地位也有显著区别，没有学位就不能进学院的课堂。特别是在战场上诸如取出箭头或子弹，治疗创伤或骨折，这些都是穿短服的所谓低下医生的事；

　　固守着传统的偏见直到18世纪后半叶，巴黎慈善外科医生皮埃尔·约瑟夫·德索建立了外科学之后，外科学才被开始平等地看待。

　　最初，依附于封建主的部队军人负了伤，却要自己寻医问药。16世纪，这种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变。在骑兵兵团的衰落，步兵兵团越来越普遍。随着火器时代的来临，在枪炮声中，新的伤痕——灼伤、严重裂伤，以及其它神秘的生理与精神障碍。新武器的射程、威力范围、机动性与火力，受伤的机会，严重程度和种类都在日益增加，这些都是传统冷兵器时代难以想像的，也是依靠个人无法治愈的。

　　一次次的大战突然使外科军医行情看涨，于是，军队和雇佣兵签署了协定。保证雇佣兵的医疗，安排足够的战地军医，对于军医的劳动也要根据协定付酬。据记载，公元1449—1450年纽伦堡被敌军包围时，纽伦堡管理委员会征召了两名地位低微的外科医生。正是他们，不论病人的地位高贵与低贱，不管他们是市民还是贫民，昼夜不停地在战地后方的帐篷或房子里为病人动手术、包扎和治疗。为此他们得到了嘉奖。然而对伤科军医提出了巨大的挑战不仅仅来自于地位和酬劳，还来自陈旧的医学理论，令人失望的是，盖仑与希波克拉底没法想像到火器的威力，自然对于火炮伤害的诊疗几乎付诸阙如。因此当外科医师面对前所未见的伤痕时，只能从想当然出发，去实时处理病人，在战场后面搭建了包扎所为伤兵治疗，为连绵不断送来的伤兵进行紧急救护，经常接触伤兵却使他们的手艺精巧，他们尽最大能力为病人包扎或烧灼。然后再从失败中累积经验。

　　随着战火在欧洲的逐渐蔓延，街道上瘸腿缺手的人越来越多，他们的骨骼大都遭到炮火伤害，引致多方面的骨骼缺损，这是严重的人力损失，让政府无法坐视不理。军中外科医师为了阻止这种现象曰趋严重，只得极力改善古代骨外科的各种方法。希腊人已知使用夹板、曳引、浆过的绷带与黏土固定，还有14世纪的肖利克曾使用过重力与滑车。都在军中外科医师的主持下，配合机械技师，使古代骨科领域中的各种原理复生。

　　新的军中外科医师为骨折病人造出有效的夹板，发明了精巧的曳引机，引入脊椎手术。到十六世纪结束时，骨科已经完全上轨道了。

　　1517年，斯特拉斯堡出版了一本图文并茂的书：《军事外科记要》。此书的德语版连续再版一直到17世纪，然后又出了荷兰语版和拉丁语版，为步兵军事医学奠定了理论基础。作者汉斯·冯·格斯多夫称自己为“斜眼汉斯”(Schielhans)，他大约1450年出生在阿尔萨斯的一个小镇，是我们目前所知道生活的那个年代里杰出的外科军医。和很多外科军医一样，他先当了理发师，在学徒期满之后成了江湖医生，最后成为伤科军医，不久就由于他的贡献取得了斯特拉斯堡的公民权，被聘为城市外科医生。

　　在这本书的开篇有一张画，一个被武器伤及了身体各部位的伤员告知读者， “我全身被刺，皮肉腐烂，伤得这般可怜；我却盼望着神灵、人间的医生——斜眼汉斯帮助我摆脱困难。” 书中介绍了“斜眼汉斯”自已发明的多种工具和手术流程图，设计了一些牵引器械。为了平整受伤后下陷的颅骨，他发明了很有用的器械。检查肛门和阴道的窥器也出自于他天才的想像。他的牵引手术和钻颅术也十分精湛。特别是针对枪伤，那时人们还认为枪伤是中毒，格斯多夫则主张小心取出弹头，用性质柔和的油处理和养护伤口。书中讲得最多的是创伤的处理，对于坏疽，他建议去除坏死组织，还提出在严重时只能做最坏的打算——截肢。另外伤口应首先缝合。他采用传统的热烙铁法和药物，或者结扎血管和深部缝扎给病人止血。

　　图：帕雷像，他发明创新了许多外科新疗法，成为军队中的偶像。

　　图：帕雷设计的假肢，从1560起便开始使用。

　　图：帕雷设计的用于取出胆石的工具。

　　图：帕雷——通过新式手术对外科学革新的人物

　　图：帕雷给一位贵族拔刺入脸的矛

　　图：帕雷在截肢手术后，扎住血管。他拒绝使用烧灼，认为它痛苦而危险。帕雷用水洗伤口。

　　图：一直流传好多年的烧灼法去除“中毒”，事实上却引起发炎。

　　图：为了安全切除女病人的膀胱结石，帕雷发明了中空的控针，使尿路不致受伤害。

　　图：帕雷从武士的铁手套获得灵感，设计出人造铁手。

　　图：对付疝气病人，皮质的轻疝带取代了铁绷带，这也是帕雷的发明。

　　图：为了避免疤痕，帕雷利用橡皮膏，紧紧缝合皮肤

　　图：依帕雷的意见，接合脱臼时，先用滑车拉开肘部，再以毛巾协助脱臼的手臂复合

　　图：帕雷，“我为他裹伤，神使他康复。”是他一生行医的信念。

　　图：在战场上，外科军医又找到一个伤者，身后捧着药箱的是他的助手。

　　图：帕雷在梅兹围城中治疗伤兵。他用清洁的泉水与绷带疗伤。

　　神使他康复——帕雷传

　　“1536年，法国国王弗朗西斯向山麓地区派出了一支伟大的远征军，来征服都灵……要塞的士兵用尽全力抵抗我们的军队发动的猛攻，士兵受的主要是枪伤，外科医生的工作量非常大。我只是一个初学者，从未治疗过枪伤……想到烧开的油烧灼伤口会非常疼，我向其他医生请教他们首选的治疗方法，在发现他们也是将滚烫的油浇在伤口上之后，我才鼓起勇气这样做。但在我没有油的时候，我不得不使用鸡蛋蛋黄、玫瑰花油和松节油的混合物来涂抹伤口。那天夜里我不能入睡，害怕我的伤员因为没有热油浇灼伤口而死去。所以我在天明以前便起床去看望我的伤员。出乎我的意外，那些使用混合物的伤员只是略感疼痛，伤口没有发炎红肿。另一方面，我发现使用热油浇灼过伤口的伤员感到剧痛，且伤口红肿。因此我决定不再对那些被火枪击伤的可怜的伤员残忍地用热油浇灼伤口。”

　　一位医学新手，以他诚实而充满同情的心还有敏锐的观察天赋，结束了用热烙铁或热油浇灼伤口的野蛮作法。他便是法国人帕雷(1517—1590年)。正是他从庸医和学院派人士的手中，使得外科医学重生。这位卑微的军中外科医师，在战场上拯救了成千生灵。梅兹的伤兵赞美他，1553年，困在海斯汀城中的士兵将他扛在肩上游街，他曾为四任法兰西国王服务，赢得圣孔学院的推崇，并发明许多疗伤的新方法。

　　和当时多数的外科军医一样，他来自理发师家庭，没有受过正式教育。不懂拉丁文和希腊文，不能到大学深造。然而肤浅的知识有时候迫使人们对直接的经验更加体会深刻，他的父亲是理发师，他的哥哥也是理发师外科医师。帕雷早年在他哥哥手下当学徒，然后他来到巴黎的迪尤旅馆医院当住院外科医生，最后成为一名军医。

　　公元1536年的土伦围城之战，是帕雷参与的第一场战役。在以后的岁月，他总是铭记这段日子：“我们乱七八糟的冲进城去，踏过无数死尸。其中一些伤重未死，我们的马蹄踏过，引来阵阵嚎哭。听到这种惨叫真令我心痛。”进城以后，一位老兵要帕雷看看三位伤重的弟兄是否还有活命机会。当帕雷检查之后，摇了摇头，那老兵立刻“温柔和善的切断他们的喉头。”这位年轻的外科医师彻底惊呆了，愧疚之情抓住了他，好像是他亲手杀了这三位士兵。虽然老兵一直在旁安慰他，说如果他自己伤重将死，也会祈求这样“仁慈的结束”。

　　从此在30多年野战外科医师的生涯中，他把战场当成大学，一直努力要让战争外科更加健全。在皮特蒙特战争的第一次交火中，一名严重受伤的士兵已经被战友了放弃了，帕雷却放心不下，他向连队长官要求，允许为这名士兵治疗与调养。在他悉心的照料，伤兵居然奇迹的康复了。所有士兵为此欢呼，他们聚起所有的零用钱赠给帕雷。在传记里，他用谨慎和谦虚的语言表达自己快慰：“我为他裹伤，神使他康复。”

　　在截肢手术方面，帕雷仍用烧灼法止血。他曾亲自统计，截肢病人只有三分之一能够康复，令他深为不安。帕雷则重新恢复了亚历山大利亚外科医师曾经应用的结扎血管止血法，从而也改进了截肢手术方法，使血管结扎法重新得到流传。然而即使神就在近旁，裹伤也不是件轻松的事。海斯汀包围战时，帕雷为了清洗伤兵的绷带，雇请了四名胖妓女。帕雷绝望的写道：“当时只能生产像羊皮纸一样硬的亚麻布，因为水源不足，肥皂更少。”

　　公元1545年，帕雷发表了最重要的作品《创伤治疗》，介绍火炮伤害的革命性观念，推翻传统使用的残酷烧灼法。由于他不会拉丁文，他的著作都是用他本国的文字法文写的，这一举动在文艺复兴时期意义不吝是一场革命。帕雷对外科学的贡献可以说是全方位的，除了改革烧灼法和发明包扎带之外，他还是第一个记述大腿颈部骨折的学者，并描绘了缝补面部外伤的正确方法，简化和改良了兔唇和狼咽手术，介绍了鼻成形术。其它如介绍气管切开术、前列腺切除术、骨折及脱臼整复术、疝气修补术、阴道截除子宫术、脱肠带的应用方法，并讨论了头部外伤及穿颅术的适应症。为了避免剖腹生产，他恢复古代的转位手术，使胎儿在于宫内翻转，而后从脚部拉出。他甚至发明了女性自我使用的灌肠器。

　　当然，和帕拉塞尔萨斯一样，他的著作除了新的外科器械、新的手术方法也描述了中世纪人兽、人鱼等传说。

　　因为他的贡献和名声，这个地位低下的理发师医生成为了国会的议员，并成为法国亨利二世、弗朗西斯二世、查理九世和亨利三世四位国王的御前医生。他虽然没有如愿进入索尔本学院(Sorbonne)，但最终得以于公元1554年加入圣孔学院，巴黎大学的医师显然看不起这个理发师出身的外科医生，两者之间掀起一场威望之战。在国王鼓励下，帕雷曾与外科同僚多次展开舌战，每回都是他取得最后的胜利。

　　公元1569年，帕雷终于得以离开战场，来到巴黎，曾经有个叫做奥瑞公爵膝盖附近为火炮所伤，已有7个月之久。延请帕雷治疗，他首先要求为公爵更换干净的卧床，病房每天摆上不同的鲜花，用来掩盖伤口上发出的气味。他监督建造了人造雨的设备，“让水从高处落进大锅，这样可以引他入眠。”最后，他请来小提琴手在床旁演奏，“提升病人的精神”，又请了小丑，“使他快活。”这一医疗方案在今天看来也不过时。

　　公元1572年，法兰西陷入癫狂，基督教徒们的狂热使得齐格诺教徒大屠杀事件发生，帕雷正是齐格诺教徒。查理四世将他带进私邸保护，免受暴民危害。当杀戮停止后，查理四世间帕雷说，是否打算改变信仰。这位诚实而可敬的外科医师回答说：“您曾答应绝不向我要求四件事：回到母亲的子宫……执戈参战……离开您……望弥撒。”

　　公元1575年他在巴黎出版一部书，近千页，书名既着直接又朴素，叫《帕雷全集》。

　　“我为他裹伤，神使他康复。”这句话，后来被刻在帕雷的墓碑上。

　　图：18世纪初的剖腹产

　　图：16世纪德国助产妇为产妇接生时的情形。

　　图：罗斯林《孕妇和助产妇的玫瑰园》一书中所作的木刻画。

　　图：妇女的内生殖器官

　　图：最古老的解剖图。一个不是医生的人正在解剖一个女性尸体，当他看见医生和修道士出现时，大吃一惊。

　　图：1879年夏天的一个紧急剖腹产手术

　　图：妇女从蛋中孵出孩子，可以看出当时对生育的观念。

　　图：早期的孕妇装，由于腹中的多胞胎，孕妇用一个木箍减轻负担。

　　图：子宫内熏香法。古代对生殖器疾病的一种疗法，中世纪学者经常使用。

　　图：四胞胎的母亲穿着干净衣着。出自15世纪的绘画.

　　图：文艺复兴时期留下的胎儿的生长图。

　　图：剖腹生产是母亲死亡的结局。当时取出的方法十分残酷。

　　图：阿拉伯最早描绘过的子宫扩张器，重现于十四世纪。

　　图：盖仑穿上中世纪的长袍，讲述女人疾病与解剖。

　　图：罗斯林的《孕妇与助产士的玫瑰园》一书中插画。

　　图：罗斯林《孕妇和助产士的玫瑰园》一书中插图，两名助产士看护一位怀孕的妇女。

　　图：剖腹产手术慢慢成熟，最终明显提高了欧洲人口的增加率。

　　图：为学生设计的模型，用象牙雕成，内部可以移动的部分可以显示一位怀孕妇女的内部器官。

　　新生命的到来

　　对于女性的歧视贯穿整个人类史，即便是在今天。

　　作为生殖器官，女性卵巢要等到1672年，才被荷兰解剖学家莱尼尔·德?格拉夫(Reinier de Graaf，1641—1673)所发现。虽然在此之前，公元前300年，亚历山大的医生、解剖学家赫罗菲卢(Herophilos，约公元前340—公元前250)在解剖尸体时已经首次发现了女性生殖腺。把它叫做“女性睾丸”。而希腊人在很早的时候也记录下的古埃及人的习惯：为了避孕而做手术摘除妇女的卵巢。然而，即便是在文艺复兴时期，维萨里在他那7卷本、配有色彩鲜艳图画的先锋之作《人体的结构》一书中，依旧沿用“女性睾丸”这一旧称。直到1827年，动物学家、胚胎学的创始人卡尔·恩斯特·冯·贝尔(1792—1876)才第一次发现了女人的卵子。基于对产科学的无知，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想见文艺复兴时期女人生产时的痛苦和呼喊。

　　在肖利克的《伟大的外科学》教本中，妇科只占了三小段。有一本《执医祈祷书》甚至傲慢的将产科学列在毒蛇的自然史后。“因为女人是最毒的生物。”月经只是女人对夏娃原罪的补偿。另外一些人则认为，它是体内四种元素过剩所致，“女人的血液天生多于男人，”因此每个月必须自然排出。著名的黑袍教团理论家马各那则指出，女人的气质“热于”男人。所以，他的结论是：禁止她们进行正常的性行为是错误的。等等诸如此类的奇谈怪论在文艺复兴流行的医书中比比皆是。

　　正统医师之所以不屑于处理她们的病痛，认为这是有失尊严的事。是因为圣经上载明了女人是“夏娃的姐妹”，代表着罪恶的化身。

　　其实，在最初古希腊人是非常重视产科学的，特别是助产妇。从男性医生严格遵循《希波克拉底誓言》，禁止触摸女性的性器官便可见一斑。反而是到了中世纪，撒雷诺学院女学生们的接生技术，只造福于当时主流社会的妇女，而社会底层母婴死亡率依旧不断上升的，即便是政府培养正式的女助产士也直到15世纪起才开始。

　　在当时，在接生这一岗位上，占主流的助产夫都受雇于市政府。政府承认他们，所有妇科的问题(譬如强奸)由他们，而不由医师处理。由于产科学上无知，中世纪母亲的分娩最大的危险是引起产褥热，以及因为难产与助产夫的笨拙所造成的屠杀，据称，她们的生存机会甚至不及二分之一。助产夫对分娩所知甚少，为了催生，他们要即将分娩的孕妇在楼梯上下奔跑，或尽力吼叫。有时，助产夫会将喷嚏药粉或胡椒吹进孕妇鼻孔，或将大量无用的药物倾入女子喉咙，用肮脏的双手在她们腰部涂油，并使劲揉搓。当正常生育似乎无望了，他们才召请外科医师，看着外科医师用铁钩将死婴从子宫内一片片曳出。而如果母亲先死，外科医师则可以试图救出婴孩。据公元1280年科隆议会发布一道命令上记载——助产夫应撬开分娩死亡产妇的嘴，“免得婴孩窒息。”

　　看到这里，我们可以断言，即使在原始部落中，利用双手接生的方法比中世纪的助产夫还要进步些。

　　到了文艺复兴时期，蛮横的助产夫依旧固守产房，禁止医生的介入。当时流传这样一个故事，在公元1522年，汉堡一名医师韦特在为人分娩时被捉到，助产夫强迫他穿上女装，立刻处以火刑。

　　人们习惯了产妇经呻吟与阵痛后，将孩子接生下来，并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因此各种医学都显得进步有望时，除了1513年一本在斯特拉斯堡出版的《孕妇和助产士的玫瑰园》和1595年出版的《助产士》，还有1610年4月21日的有史以来第一例活人剖腹产手术之外，产科学一片沉寂，始终停滞不进，乏善可陈。

　　《孕妇和助产士的玫瑰园》是罗斯林所著，是一名内科医生，可能从来没有实际接生过。他只是埋在书桌上，编纂古代典籍中有关生产的事实与寓言，其中并没有任何革命性的观念，却成为最畅销的产科教本达两百年之久。不过该书中精美的插图首次把女人生育这一“事实”完整而坦率的描绘出来，虽然其中一幅的胎儿和十岁孩子一样大——挤在一个很大的子宫内。

　　公元1537年，亨利八世的第三任妻子贞西默生下一子，就是后来的爱德华六世，她自己却死于分娩。这件事激起英格兰人对产科学的兴趣，英格兰的一位名叫雷诺迪的的文抄公有鉴于此，遂于公元1545年，将这本书改头换面为《人之初》出版，仍然十分畅销。

　　《助产士》的作者墨丘利奥 (公元1538-1616年)，他起初是黑袍教团的僧侣，在游历过欧洲以后在威尼斯与帕多瓦行医。该书著名的部分是对剖腹产应在骨盆收缩的情况下实施进行了最早论述，书中提出很多改善助产术的实际方法。此外，他重新引入悬垂式接生法，也就是瓦尔契在公元1889所用的接生法。

　　剖腹产在民间称之为“皇帝切口”(Kaiserschnitt)，它来源于罗马皇帝恺撒。传说恺撒是剖腹产出生的。中世纪时期，基督教会认为只有受过正式洗礼的人才有资格剖腹产。直到17世纪曾制作一种“洗针”，如果胎儿无望活着来到世上，就用“礼针”给母体里的胎儿用圣水进行洗礼。

　　1610年4月21日，维滕堡大学医院的手术台上躺着一个箍桶匠的妻子。怀孕的她因为被撞了一下，子宫位置不正。在两位医学教授的监督下，当着教区牧师的面，外科医生耶雷米亚斯?特劳特曼进行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为活人进行剖腹产手术。

　　手术的结果很不幸——这个孩子活了9年，而母亲在手术后4周因不知名的原因去世。其后，剖腹产手术屡有发生，往往以死人而告终。助产夫幸灾乐祸的把剖腹产手术称为蓄意谋杀。

　　图：印度的白内障手术

　　图：16世纪初白内障手术

　　图：巴帝希发明的治疗斜眼的布罩。

　　图：预防眼肌疲劳的眼罩

　　图：15世纪绘画学者戴上改良的眼镜

　　图：罗马诗人Virgilius戴着沉重的铁骨眼镜

　　图：圣杰洛米用透明石头阅读

　　图：文艺复兴时代的街道上，几乎人人都配戴眼镜。印刷书籍风行后，引起眼镜的流行。从图中可以看到一名雇客在在眼镜店中配镜。

　　图：为了取景，那不勒斯的医师波大，依人类眼球原理，发明了映写暗箱（camera obscura）

　　图：外科医师动白内障手术

　　“破坏眼睛的人”

　　普林尼曾经记载尼禄王在观赏罗马竞技时，用过眼镜。他总是通过一枚绿宝石观看马戏团里的斗剑士表演。不过，发明眼镜的前提条件是对光的折射的认识。直到11世纪才被阿拉伯的自然科学家与医生伊本?海塞姆发现，他第一次观察到，通过一个玻璃的球面体去看物体时，物体好像被放大了。

　　在公元1260年，马可波罗在游记中就曾经描述中国老人家戴著眼镜看小字的景象。据说，中国古代的眼镜呈大椭圆形，镜片由水晶石、石英、黄玉或紫晶磨制成，镶在龟壳做的镜框里。当时的眼镜造价不斐，也因此被当作身份地位的象徵。据说，一匹马换一付眼镜。

　　直到13世纪，罗杰·培根(Roger Bacon 1214-1292)才建议老人使用阅读镜片。一世纪后，眼镜发明了。最初出现的是一种铆合眼镜。它是由两个带手柄的单片，用一个钉子铆合而成，这种眼镜也需要手扶。这种眼镜相当于放大镜，阅读时才拿在手上

　　当时的威尼斯与纽伦堡就以制造高透明镜片闻名欧洲。

　　随后又发明了夹鼻眼镜，尽管它很臃肿，又很重，常常从鼻子上掉下来。以至于人们不得不把它固定在深深压住脑门的帽子上，或者用绳子把它系在头上或耳朵上。

　　随着文艺复兴时期印刷品大量流通，眼镜开始风行。眼镜店的生意非常兴隆。医学家们也对改善视力障碍提高了关注。

　　即便在今天，白内障是最主要的眼科疾病之一。

　　公元前600年 “印度的希波克拉底”沙斯鲁他(Susruta)所做的白内障手术，已经相当进步。根据记载，在手术前，沙斯鲁会先洗手、刮胡子，然后在蒸气消毒房间里，手术开始时，医生向病眼呵气，使眼睛温热，然后用大拇指揉搓，直到他认为自己看到了瞳孔里的内障膜。接着，他让助手扶住病人的脑袋，病人目不转睛地盯住自己的鼻尖，医生用一根刺针从角膜的外侧边伸进瞳孔，刺破“内障”，让水或黏液流出来，把内障推到眼底。最后，他们在创口上敷上油棉，敷7天。一些幸运的患者便可以重见光明。不过，针刺内障的医生往往没能从正确的部位着手治疗，病人往往只能看到一些光了，但无法清楚地看东西，更不要说读书写字了。

　　沙斯鲁他对各类青光跟的治疗方法也很熟悉，并将许多眼科知识传给继承人。

　　公元七世纪，当阿拉伯人征服波斯，从波斯医师手中学会了这源自印度的知识，并传到欧洲。

　　但在中世纪的欧洲，眼科学由走方小贩与拔牙师傅所把持。花上七分钱，这类“莫名其妙的家伙”就会在闹市中为人动白内障手术。他们可以在几分钟内，让白内障的盲人重见光明，令观众瞠目结舌，因为这种“神奇”手术既不流血，而且几乎不痛。他们所用的工具，其把手是用铁或铜制成的，工具前端类似于鞋匠用来修鞋、屠夫用来刺杀小牛的针。他们就用这种工具剥下人们眼里浑浊的晶状体，把它粗鲁地向后推到玻璃体里。他们的理论是体内元素引起视觉的晦暗。然而，在这些神医离开之后，很多病人的眼睛由于被感染完全失明。

　　这些走方“盲目大师”和“破坏眼睛的人”，让当时的一位御用外科医师，巴帝希(Georg Bartisch)怒火填膺，他曾为奥古斯特选侯担任宫廷的眼科医师，对治疗眼疾有着丰富经验。他又自维萨里与他的门生处，得到实用的眼球解剖学知识。公元1583年他出版了《眼睛服务》，这是一本眼科医师实用指南，其中有详细的解剖观念。在书中，他对白内障做了精密的分类——包括灰、蓝、黄与绿色。为了矫正“斗鸡眼”这种视觉障碍，巴帝希发明了特殊面罩。书中配有插图，这是形状呈垂直的细长椭圆形视缝，借助于这两个视缝可以训练眼肌的协调运动。

　　为了去除白内障，他建议使用一种坚硬、锐利的银针。这本书有两处地方特别有趣，一是巴帝希坚称，当时流行的眼镜完全无用，理由是“人有双眼——无需四眼。”二是警告外科医师，手术前两天就应该禁欲，确保两手稳定，精神高度集中。不过想来多数医师不会听从，因为这样虽然得到病人，却将失去妻子。和中世纪的很多医书一样，内文中也有荒诞不经，完全经不起考证的地方，诸如护身符可以阻止魔鬼扰乱医师。还有眼外科只适用于男人，女人则因体内元素的关系导致手术失败率高等等。

　　1700年，巴黎外科医生皮埃尔·布里梭(Pierre Brisseau)终于在解剖一个患白内障士兵的尸体时发现，白内障是晶状体浑浊。然而他的发现并不被认同，反而遭到激烈的抨击。江湖医生和受过一些教育的眼科医生依旧继续以针刺法治疗白内障。这一情况要等到赫尔曼?海姆霍尔茨(Hermann Helmholtz)发明了检眼镜之后才得以改变。

　　图：18世纪初给孟买一个放牛人做的印度鼻子修复术。

　　图：塔格里亚柯奇的口唇修复术。

　　图：塔格里亚柯奇的鼻子修复术。

　　图：经过二十多天的疗程之后，病人的鼻子就初步修复好了，得到了一个新的鼻子，但通常还需要进一步的修复。

　　鼻子的复制

　　鼻子修复术首创于古印度。古印度的法律规定，罪犯和战俘都要被削去耳朵和鼻子。2世纪遗留下来的一份医学记录中记载：一个外科医生从被毁容的病人的脸颊或额头取下了一块同鼻子大小的皮片，把皮边缘缝在鼻部位原来的创口边，然后缠上绷带，使两部分长在一起。不过，鼻子虽然修复了，但看上去像一个不太漂亮的肉坨。

　　公元1442年，那不勒斯的诗人卡兰齐奥写信告诉他的朋友奥斐安说：“如果你想有个新鼻子，来看我。一位西西里的医师布兰卡发现一种方法，可以恢复失掉的鼻子。他能从病人臂上取下肌肉，或移植奴隶的鼻子，做出新鼻子……只要来此，你可以随心所欲带走各式各样的新鼻子。整形外科手术在14世纪以来一直由在西西里的布兰卡家族和卡拉布里亚区的两个家族把持，他们把鼻整形术视为家族秘密。对于这种惊人的知识，他们一直秘而未宣。

　　直到公元1580年代，在波伦亚教授解剖学的塔格里亚柯奇(Tagliacozzi 1546-1599) 成功地揭开了这个秘密，恢复这门手艺，而且技术非常完美，因而被后人称为"整容手术之父"。在当时，梅毒肆虐欧洲，损毁病人面貌——梅毒会导致马鞍鼻。另一方面由于罪犯与不忠的妻子必须接受劓刑，割去鼻子。

　　因为塔格里亚柯奇的存在，波伦亚是当时缺鼻人的朝圣之地。保守的天主教会压力之下，塔格里亚柯奇面临医学和道德的双重挑战，他描述整型手术的意义，在于修补和恢复上天给予、但不幸被夺走的东西，结果不仅取悦感官，还能鼓舞精神。他看法超越他的医学成就，因为他赋予整型手术心理层面的意涵。

　　要塑造新的鼻子，需从病人胳膊上取下的一条皮肤修复鼻子，然后将其固定，直到所移植的皮肤不会掉下来。这一过程中，塔格里亚柯奇强迫病人在起初两、三星期中端坐着，穿上甲冑般的绷带，缠住手臂与身体。这段过程相当痛苦。当时的法学家查恰瑞斯有幸看到这一场景，认为被判劓刑的罪犯应该规定他们做一个新鼻子——整形外科手术比割掉鼻子痛苦两倍，这样，罪犯无异于遭受三次处罚。

　　手术完成后，病人还需对这新鼻子呵护有加。冬天时，病人得用一种金属帽盖住新鼻子。

　　他于1597年，出版了第一本整形学专著《论缺陷移植手术学》。

　　当塔格里亚柯奇在54岁死后，埋葬在波伦亚的圣齐奥凡尼女修院内。传说他受到魔鬼的折磨，整夜哀号，扰乱了修女的清修。不过教会经过详细调查，始终查无实据。另有一说 塔格里亚柯奇的遗体后来被挖掘出来丢弃到荒野，以示惩罚。

　　当时人看法认为，人的面孔是神所创造，人没有权利干涉。例如法国文豪伏尔泰在诗中嘲讽他，帕雷也批评他的作法。神学家更是猛烈的攻击,指责他的医疗行为乃是不敬虔地干预上帝的作品,甚至将其医疗成果归于魔鬼的启示与介入，并将之逐出教会，这好像是那个时代解剖学家的共同命运。

　　同时有许多以“可怜的鼻子”为题的故事在民间流传开来，让很多人信以为真，比如一个故事说，一个人在决斗中被削去鼻子。他不想自己的手臂再挨一刀，因此花钱自一位挑夫的手臂上割下一块肉，修成他的鼻子。13个月之后，新鼻子越来越冷，最终，鼻子又掉了。后来才知道，当鼻子逐渐变冷的时候，那位挑夫正在病床上辗转呻吟，咽气之时恰恰是鼻子掉落之时。

　　塔格利亚科齐的鼻子修复术渐渐被人们遗忘了，直到1816年，柏林外科医生卡尔给一个在蒙马特战斗中被刀劈去鼻子的士兵再次成功完成鼻子修复，才使得这门技术重生。

　　文艺复兴时代的医生们

　　图：医师在病人眼中的三幅面孔

　　图：走方郎中为病人灌肠

　　图：外科医生史特洛马提醒病人不要误中了切疝气的走方郎中的诡计，特意于1559年用186幅水彩图画完成接触的疝气切开术教科书：

　　外科医师用的重要器械，前方盒中盛装了压榨器

　　疝气病人在医师协助下，接受热水浴

　　医师、病人与助理人员祈祷，预祝手术顺利成功

　　用厚手巾将病人綑在手术树台上

　　使病人倾斜，内部脏器退入腹腔深处

　　将压榨器用于伤口，一旁助手在计算手术速度

　　手术后，外科医师导引病人到附近病床上

　　病人复原了，医师十分愉快——为他的健康干杯

　　图：皇家医学会的创办者林纳克

　　图：理发外科医师联盟是外科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德国画家贺实记录了这一历史事件，图中亨利八世将联盟契约交给首任主席维凯瑞。不过，贺实死时，这幅画尚未完成，而联盟成员为了求得不朽，将他们自己补画在画中

　　图：文艺复兴的医生百态：

　　“让我看看毛病何在。”贵族召唤的医师，正借着火光检视尿杯

　　“这会有效。”医师在指导药师药

　　医师提出博学的见解，理发匠在为病人放血

　　“你说什么，先生？”医师面临困扰时，在病床旁与同僚会诊

　　“夫人，请安静些。”医师安慰病人的妻子

　　“抱歉，我不看这种病。”医师离开病人，因为病人不肯躺在床上，不听医师命令

　　图：外科医师用滑车装置，去除病人喉间的嗄声

　　图：拔牙匠（toothpuller）正在工作。他的旗帜对文盲的诱惑力很大

　　图：外科医师正为病人裹伤、治疗骨折，他们还会为病人开脑，假装取出“脑结石”。

　　图：学院派的医师专注于手中的尿杯，而无视于求助于他们的穷人。

　　图：随着皇家医学会的成立，牛津和剑桥这两座大学对医学知识的传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病人对医师的爱、喜欢或恨，完全依病人的病况而定。荷兰雕刻家葛特休斯(Hendrik Goltzius)曾对此做了尖锐的讽刺——当病情严重的时候，医师是给他们希望，让他们重生的天使。但是一当病人恢复健康，在医师向他们索取医疗费用时就成了魔鬼。

　　这似乎是一项永远不变的真理了。

　　文艺复兴时代的医师，面对的从未有过的纷乱时代，多数的医师抱着尿瓶不放，他们信赖四种元素、刺胳放血，以及可以治愈一切病症，包括鼠疫与头皮屑的陈旧药物。外科医师治疗外伤与骨折，理发匠拔牙，而浴疗客用吸杯吸血。

　　总之，一切按部就班，一切约定俗成。医师的权威依然受人尊崇——只要病人还活着。

　　正规医师通常都穿着长皮袍，说着深奥的拉丁文，他们不喜欢触碰伤口，却像神灵高高在上，用口头指示他的助手。对普通病人而言，这种指导既不可亲，难以信任，而且太昂贵了。而庸医在各个时代都能生活的非常的愉快，他们与当时的伟大艺术家有着一样的特点——对人性略有所知。他们给予病人最大的保证、毫不迟疑的向外行人保证，“对任何不适都有绝对正确的疗法”。

　　纽伦堡发布过一道敕令，禁止庸医，同时也禁止一般人向他们求医。然而事实上效果不彰，公元1421年，英格兰的亨利五世曾叱责庸医，要求病人尽可能在在合格医师或外科医师的认可下，实施医疗。然而这些法令总是轻易的沦为口号，不可能被认真执行过，多数人甘于受庸医的欺骗。培根曾说：“我们应能理解人的脆弱与怪异，大多数人在向博学的医师求助前，总爱先找江湖郎中或术士。”

　　病人开始摒弃把自己的健康完全的交付给医生，开始相信学识的重要性。他们愿意在治疗之前，先去看看相关的图书，比如当时有一部《群医会诊集》的医书，它是一本病例集，记载了多位名医的对谈，以及治疗方法，重实证，少理论，因此印出来之后非常畅销。

　　随着商业的兴盛、文化的繁荣和城市的飞速发展，公共卫生安全提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在英国，公元1518年，亨利八世授权给医师林纳克(Thomas Linacre，他是亨利七世和亨利八世的医生。最初在意大利读书，先后在帕多瓦和牛津大学获得了医学学位。他对盖伦的拉丁文著作进行了系统地翻译，他还在牛津和剑桥大学成立了医学系。)让他将医师组织起来，负责监督伦敦的一切医疗行为。规定除了牛津与剑桥毕业生外，所有医师都得提出资格证明。这一监督团很快成了政府机构的一个固定组成部分，公元1551年，在此基础上诞生了皇家医学会(Royal College of Physicians)。这是欧洲最早的纯粹医学机构。

　　亨利八世是一位强有力的医学奖掖者。他对医学发展的重视源自于自身的体验，他曾在对法国作战期间，患上“腿部溃疡”。他除了支持皇家医学会以外又于公元1540年批准了理发外科医师契约，诞生了理发匠外科医师联合公司(United Company of Barber Surgeons)。使得外科医师的地位第一次得到尊崇，超然于与“笨拙工匠、清道夫、捕鼠人与恶棍”竞争的难堪处境。

　　总之，在英国，在宗教方面虽然没有发生大的变革，在医学方面也没有出现像帕拉塞萨斯和帕雷一样名垂青史的伟大人物，但是它努力让医生们联合起来，彼此促进，成为一个稳定的可期待的的机构，使学生得到更实际的教育，使剑桥成为医学教育的中心。

　　到了1591年，德国纽伦堡管理委员会首先成立了医生同业行会，使行会担负起最高医疗机构的职责，随后，德国其他的城市也慢慢地实行了这项革新。

　　从留下的资料我们可以看到，同业行会的领导职责由大学医学系主任或另一位“身份显赫的医生”担任。召开大会时，行会成员就疑难病症及其治疗展开了争论。当然，行会还要解决医师的等级评定，对新手的培训以及对医疗事故的裁决等日常事务。

　　这样的机构在发展的初期，很难不变得人浮于事，臃肿和缺乏效率，当时曾经流传着一些讽刺语：“对于一种病，三个医生各执己见，吃亏的是病人。”“医生争吵，死亡必至。”可以看出医生同业行会褒贬不一的现状。医院被看成“谋杀者之家”，尤其是在瘟疫大爆发的时候。

　　不过固执的德国人坚持了这一方向，于1685年又建立起了的勃兰登堡诸侯国的医药机构“医药同业行会”，到了18世纪初，这两个行会合并为“医药健康最高同业行会”，对卫生健康事业进行统一、有效的管理。

　　图：全能的天才，卡丹像

　　图：宗教的殉难者塞尔维特

　　图：佘尼色既是一位神秘的炼金术士，也是医师，他曾经拥有自己的印刷厂。

　　图：帕拉塞萨斯想当然的认为将人类的精子与马粪放在一起（马粪可以提供温床），烘焙四十天后，可以制出小人（homunculi）。这种人除了没有灵魂，什么都具备了。他宣称：灵魂只有神能制造。

　　图：占星图显示人体与星辰移转的相关部位，直到文艺复兴事情，人们依旧深信天上的星星和自己的健康有着密切的联系。

　　图：医师兼数学家卡丹有着不幸的一生，他写了一本自传《我的生活》。

　　图：星象医师正面对窗外灿烂的星空，绘制诊疗星象图。

　　图：病人头部显示星辰的影响，这是卡丹发展出来一套占卜的技术，称之为meto coscopy。

　　图：文艺复兴时代的实验室炼金术士在将草药与各种舶来药材过滤、压榨，转换成药物。

　　塞尔维特与卡丹

　　塞尔维特(BumptiouS Michael Servetus 15097?-1553)是维萨里的朋友，也是门生。他比维萨里小三岁。1511年出生在西班牙北部那瓦尔省。塞尔维特在西班牙接受了普通教育之后，便离开祖国，来到他母亲的故乡法兰西。他在里昂一家印刷所当过校对，在巴黎讲授过占星术。后来他进了巴黎大学医学院，并与维萨里在同一实验室工作过。他的著作有药物学《蜜糖》和《基督教复兴》等。在《基督教复兴》一书中，他认为，血液从心脏流出后，通过肺脏，“使肺成为红色，”然后“经过一个大圈”  ，回到左心室。不过，他的这个血液循环理论只是假想，并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撑，而且他是以神学信条为出发点，而非一种医学的事实，因而无法普及。

　　他的这本书以阿里乌斯的教义为基点。当时，阿里乌斯的教义在欧洲各地广为流传，这一教义的基础是“唯一神论”，即反三位一体。英国最伟大的头脑——伊萨克·牛顿据说也是这一理论的信徒。各国政府似乎对 这个异端学说异常害怕，哪怕英国在1723年通过了著名的宽容法案，允许自由信仰各种形式的基督教，但反三位一体论仍然在明令禁止之列。

　　因此，当他把这本书寄给了加尔文教的加尔文，同时寄去一份附录，列举了加尔文的种种过失和错误，并表示要与他展开争论。

　　加尔文看到这一异端学说，当即发誓：“若是塞尔维特有朝一日来到我城，我一定不让他活着回去”他把塞尔维特通报给维恩天主教，塞尔维特因此而被捕并投入了监 狱。不过在难友们的援助下，他逃出了监狱。之后，塞尔维特在去意大利南部拿破里的途中，打算到日内瓦再继续与加尔文论战。不幸在日内瓦的一座教堂再一次被捕入狱。这次加尔文亲自审讯，要求他承认自己的著作是“异端邪说”，是“有煽动性的书”。 塞尔维特当场重申了自己信念和观点。宗教法庭不止一次地对他进行审判，最终，他以“传播危 险异教”等罪名，宣判他犯了异教罪，于1553年10月27日，被活活烧死在日内瓦。

　　恩格斯曾愤愤地说：“塞尔维特正要发现血液循环过程的时候，加尔文便烧死了他，而且活活地把他烤了两个钟头……”这显然是一种误解，塞尔维特并非因为血液理论而定罪。正相反，在他被处 死之后，裁判所的托尔多主教与私人医生瓦尔沃德谈起这个案件，也谈起他关于血液循环的想法。瓦尔沃德立马把这些观点据为己有，用在1556年发表的一篇解 剖论文中。其实从肺循环到全身循环理论的建立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塞尔维特并非第一个发现血液次循环的人，阿拉伯科学家伊布恩·纳非斯早在13世纪就已经提出该理论。因此，说塞尔维特导致血液循环理论的建立推迟75年并不成立。

　　神秘家、数学天才兼医师卡丹(Jerome Cardan 1501-1576) 出生在意大利的帕多瓦，是历史上第一个对斑疹伤寒做出临床描述的人。他有个不幸的童年，他是一个私生子，也是一名赌徒，在40岁之前，他穷得一无所有。曾在25年之中，每天玩骰子，并天天玩棋达40年之久。青年时代，他致力于研究数学、物理。从帕多瓦大学医学院毕业 后，在1525年他被选为帕多瓦大学校长，一年后，他获得医学学位。因为他是私生子，被米兰医学院拒之门外。不久成为全欧有名的医生。这期间，他也受聘在意大利的多所大学，担任数学讲座。他深信星象医学，认为占星图能提供一切诊断，这使他成为公爵、红衣主教与国王的医师。一次，他放在研究室搁板上的《论医学》手稿被一只黑猫拖曳过，他立刻决定辞去了帕多瓦大学的职位。当然，他继续做他的医生。

　　1545年，他出版的著作《ArsMagra》(大术)，他第一个发表了三次代数方程一般解法的卡丹公式，也称卡丹公式（解法的思路来自塔塔利亚，两人因此结怨，争论经年）。书中还记载了四次代数方程的一般解法（由他的学生费拉里发现）。此外，卡丹还最早使用了复数的概念。卡丹在概率论这门学科上，也扮演了奠基的工作。例如在其《论赌博游戏》(公元1663年出版)一书中，他已经计算了投掷两颗或三颗骰子时，在可能方法里，有多少方法是得到某一点数，这可以说是，概率论发展的一个滥觞。卡丹还发明了供盲人使用的布莱尔盲文和供与耳聋人交流的方法，以及许多机械装置，包括万向轴、组合锁。他对流体力学也有贡献。

　　公元1552年他前往爱丁堡旅游，正巧苏格兰大主教约翰·汉米尔顿病了，医生们诊断为结核病，为之束手。卡丹经过6个星期的观察，诊断大主教得的是哮喘，他建议大主教放弃使用羽毛枕头，而使用生丝做的枕头睡觉，为总主教清除脑中“不健康的气质”。卡丹严格限制他的日常生活：十小时睡眠，花园散步，洗头，以及清淡的饮食——主要是鸡汤与牛奶。一直到主教痊愈他才离开。

　　不幸的事情发生了，他最 小也是最疼爱的儿子因为毒死不忠的妻子，遭判处死刑。卡丹说，行刑时刻接近时，他手上的胎记逐渐变红，最后还渗出血来。他的女儿沦为妓女，死于梅毒。他的另一个儿子是个赌徒，经常偷窃他的财物。

　　1570年，他自己因为推算耶 稣的出生星位，被指控为大逆不道，被视为异教徒，而被捕入狱。更为可悲的是，他的儿子参与了指控。不过，令人称其奇的是，主教随即以占星术士来聘用他。出狱后他移居罗马，获得了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的年金 资助，完成了自传——《我的生活》。据说，他通过占星术推算出自己的忌辰。

　　卡丹一生充满了“最奇妙的感觉，以及最疯狂的荒谬”，他行医多年，他厌恶这一职业，并说：“只要一看所有的医师(除了那些为富豪权贵服务的)，会发现这是个卑屈、辛劳、不值得高等人从事的行业。因此，我丝毫不感惊讶：医业主要的服务对象是奴隶。”

　　像卡丹这样坚信占星术的还有万能的炼金术医师，他们坚信自己有“主宰星辰”力量，治疗疾病只是牛刀小试，如果他们乐意的话，在宇宙秘密法则的指引下，甚至可以创造新生命。有一位叫做佘尼色(Leonhard  Thurneyser 1530-1596)的炼金术医师在当时名声显赫，在他小的时候，父亲决定将他训练成金匠，他却对帕拉塞萨斯十分热衷，于是一个人偷偷地跑到提洛尔人的矿穴去研究冶金术。他的努力和虔诚赢得了奥地利的费迪南德大公(Archduke Ferdinand)资助，佘尼色因而得以遍历欧洲，寻求炼金术的秘密。佘尼色得到足够的设备，可以制造他的秘药了。虽然他从未学过医，但他宣称能够经由“可携带的金块”为人治病。他的理由是，金属的知识和秘方使他成为医师。不久，他雇了十二名秘书，处理各地向他邮购占星图的信件，又设了一间印刷所，印制自己的作品。他信誓旦旦的向他的主人保证要从柏林附近一条溪中炼出金来，这当然是无法实现的事情，他的失宠也就不足为奇了。